文/俞强 陆燕青
晚唐至五代出现的秘色瓷乃越窑青瓷巅峰之作，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神秘的色彩，“姿如圭璧，色如烟岚"或“类冰如玉"，古人用最美好的比喻来形容它的釉色和器质之美。秘色瓷代表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华与极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人们只能在古籍的只言片语中揣想它的神韵，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时才乍见真容。因为碑文详尽记载而成为“秘色瓷"的实物标本，虽然已被证实这是传说中的秘色瓷，但只有14件器物，对于后人研究秘色瓷总显得捉襟见肘。秘色瓷的品质与窑址出产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产地在哪?成为陶瓷考古界热议的焦点。
2015年10月，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开始考古发掘，为解开这一千年之谜带来了希望。经过历时1年半的持续发掘，终于不负众望，30多种秘色瓷在窑址被发现。今年2月25日，全国重量级文物考古专家集聚慈溪，对此次考古发掘进行专题论证，确认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最主要的烧造地。而此次出土的所有秘色瓷样本将于三月底四月初登陆故宫博物院展出。由此，从法门寺到到上林湖，从文献到实物，经过上林湖越窑遗址的四次调查与这次大规模的发掘，揭开神秘面纱的秘色瓷终于找到生养她的故乡与娘家。再从后司岙到故宫，在历史的回溯中，在世界的聚焦中，演绎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惊艳之路。后司岙，这个名字注定与秘色瓷一起石破天惊，像当年的法门寺一样，以它的神秘之美再次震烁世界。
秘色瓷，千年之谜
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之后的徐夤在《貢余秘色茶盞》中说秘色瓷：“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这是文献中最早的文字，实物一般来说，要早于文字。故从此推断，唐咸通年间肯定已有秘色瓷了。五代时的吴越国进贡梁、唐、晋、汉、周的瓷器，都是秘色瓷。吴越国的钱氏家族的墓葬，也是秘色瓷。因为秘色瓷器质与釉色的高品质，因其高贵而成为贡品。从晚唐延续到五代，一直都是进贡宫廷，成为皇家生活中的珍物。这个时期是它的鼎峰时期。北宋的赵令畤在《侯鲭录》提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已说得非常明白了。然而，越窑在南宋衰落，到明、清、民国，也是因为它珍贵，与寻常百姓家无缘吧。随着兵燹、战乱，王朝的更迭与时间的流逝，一千多年来秘色瓷的实物竟被人们遗忘，秘色瓷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更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1981年，一场雷击，陕西扶风法门寺塔轰然倒塌。1987年，为修复法门寺塔，对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除了出土大量的金银器等珍宝，还发现了14件釉色天青的瓷器。根据一同出土的《衣物账碑》标注，这13件瓷器为秘色瓷。其中一件八棱瓶因为放在另外的走廊里，没有登记进去，根据品相、釉色与质地，也被确认为是秘色瓷。这一发现震动了整个陶瓷考古界。人们终于可以把文字和实物相对应起来，原来这就是秘色瓷。终于在法门寺，这千古迷案被破解，举世瞩目，并引发了产地之争。此后，浙江临安的吴越王族墓地以及广州、长沙等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国都的城市，乃至北方的辽代皇陵都出土了“秘色瓷”。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引发了研究秘色瓷的热潮。
陈万里和上林湖越窑的发现
要说秘色瓷，必须要说到上林湖越窑。要说到上林湖越窑，就不得不提陈万里先生。陈万里，原名鹏，江苏苏州人，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部首任主任。他早年从医，平生多才多艺，研究过昆曲，能唱能演，还是摄影家，对瓷器颇有研究，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更是不辞辛苦地走遍了我国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曾多次辗转上林湖一带，探寻越窑青瓷的根源。著作有《瓷器与浙江》、《越器图录》、《陶枕》、《宋代北方民间瓷器》、《中国青瓷史略》、《陶俑》等。
1935年5月15日中午，陈万里来到了匡堰，坐船前往上林湖。这一趟让他收获颇丰，也让上林湖越窑声名鹊起。在上林湖，他为周围葱翠可爱的湖光山色所陶醉，低诵着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坐船穿湖而过，见湖尽头处的东西各有二村。当时那里的居民均从业砖窑，这个现象引起了陈万里先生的深思:为何有着千数百年历史的制瓷变成了制砖?后往湖西村后山麓，在那里附近，陈万里搜寻到了很多精美的青瓷残片，制作与所见的龙泉窑迥异。当他发现此处有很多人挖掘与绍兴客人买卖，感到极为惋惜与痛心，并最早提出了"自然最妥然之方法":今后"由公家或学术团体进行科学的发掘"，建立"上林湖越器博物馆"之设想。这也是对上林湖的第一次较为深入的调查，经过细致审慎的探究，他确信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重要产地，将对中国陶瓷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回去之后，他把搜集到的残片样本和调查所得进行整理后撰写成《越器图录》一书。书中大量精致的图片都出自上林湖窑址。据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对越窑的认识，学术界无人能够超越陈万里的认识。
自此，上林湖越窑遗址日益受到考古界的关注，陶瓷专家接踵而至，也让上林湖越窑的历史逐渐明朗。上林湖越窑以地处越国故地得名，始烧于东汉，停烧于南宋，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也是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的窑业中心，代表了公元9-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
被淡忘的越窑逐渐被世人熟知
上世纪50年代，上林湖规划造水库，将原有的大坝加固加高。考虑到上林湖一带珍贵的历史遗存，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次调查，并形成了详实的调查报告。这是继陈万里之后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以金祖明为首的考古队在这次调查中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青瓷标本，发现了好几处窑址，进一步确认和印证了陈万里的观点。这一次可以算得上是对上林湖越窑的第一次严谨的科学的考古调查，考古队首次绘制了相对准确的地理位置图，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打下了基础。1959年，金祖明将这次的调查成果发表在《考古学报》。因为这些重要的发现，60年代，上林湖越窑被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过了2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开始，浙江省的著名陶瓷研究专家朱伯谦、林士民来到了上林湖。这是对上林湖第三次的调查，其广度与深度又超过了前一次。这次，调查的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地区，包括白洋湖、杜湖等，采集到了大量的标本。1989年，一场关于青瓷的专题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上林湖越窑历年调查积累的八棱净水瓶等青瓷标本得到现场展示。”引起产地的探讨与争论，经过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等仔细比对，与会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造型、烧制工艺还是釉色，应该是秘色瓷无疑，上林湖越窑是主产地的可能性很大。会后出版了专门研讨秘色瓷的论文集。
第四次调查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浙江省考古所由任世龙带队，对上林湖一带做了地毯式的搜索，这次调查的成果是:一共发现115处窑址，调查结束后，有关部门开始了对荷花芯窑址的考古发掘。
经过四次规模较大的调查，基本查清了上林湖越窑遗址的分布，大概确认了越窑核心窑址是编号为Y66的窑址，也就是后司岙越窑遗址。这个成果得益于国家、省、市的重视与支持，也离不开越窑几代探索者的共同努力。我市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与决策下，有关部门也是全力以赴，进行调查研究与保护，还集中力量整理调查成果，开展深入研究，结集出版了《上林湖越窑》、《越窑青瓷文化史》、《越窑瓷墓志》、《上林秘色》等书籍，还创办了两年一度的越窑青瓷文化节，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近年来还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上林湖及周边地区作了高屋建瓴的规划，包括迁拆坟墓，整治环境，集中巨大力量重新整合与梳理越窑遗址的自然环境与保护平台，进一步强化了越窑遗址的内涵价值与对外的文化辐射力。
秘色瓷与后司岙越窑遗址的考古发掘
后司岙窑址位于上林湖西岸。这一地区古窑址密布，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学术界确定为唐宋时期的越窑中心窑场和当时的全国窑业中心。这一次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证，这里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产品中秘色瓷比例高、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为了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5年10月-2017年1月对后司岙窑址及包括该窑址在内的上林湖水下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勘探工作。这也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的《上林湖越窑遗址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重要一环。省考古所这次也想把探索研究秘色瓷作为重点。此次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出土了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丰富的作坊遗迹，仅窑具和碎瓷的堆积就厚逾5米。
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博士是此次考古的领队之一。他介绍，迄今为止，后司岙窑址已经发现了30种“秘色瓷”，有的品种与已出土的秘色瓷相同，像法门寺地宫中的八棱净瓶，在这里找到了与之相同的一件。而多个品种更是首次发现，它们以碗、盘、钵、盏、盒为主，也有执壶、瓶、罐、炉、盂、枕、扁壶、圆腹净瓶、盏托等器物，同一种器物也有多个不同造型。这些瓷器胎质细腻纯净，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许多器物为首次出土，不见于公私博物馆馆藏与历年来的考古出土品中。
在窑场格局上，以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南方传统龙窑，基本为正南北向，除窑头部分淹没入上林湖水库中外，其余部分保存较好，保留了包括窑尾排烟室、多个窑门、窑炉两侧的多道挡墙等在内的较完整结构。
堆积中分别发现了带有“大中”、“咸通”与“中和”年款窑具的地层。据此可以确定至少在唐“大中”(847~860年)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前后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前后则达到了兴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在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
此次考古还发现了“秘色瓷”的独特生产工艺，有助于解答它的釉色之美。它是装在瓷质匣钵里烧制的，而不是一般的粗质匣钵。叠放好的瓷质匣钵在高温下釉面融化，相互间出现空隙，使钵内热空气逸出，而温度下降后，釉液重新凝固，匣钵又粘连在一起，阻止外部冷空气进入钵内，这就在钵内形成了缺氧的强还原气氛，使釉中的铁离子还原为亚铁离子，从而使釉面呈现青色。但是，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制造成本，因为打破匣钵后才能取出成品瓷器，匣钵无法重复利用，而且瓷质匣钵的质量还超过了不少同期的民用青瓷器。瓷质匣钵上常见有刻划文字，以姓氏为主，亦有纪年、器物的自命名、吉祥语、“官”字款等。后司岙窑址出土的青瓷残片上发现了比较多的文字，这是目前越窑文字出土个体数量最多、最集中的一次。
在后司岙窑址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1971年，在窑址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有光化三年墓志罐一件，内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内容。这也与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相吻合。
用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 确定“秘色瓷”产地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说，法门寺等地的发现为“谁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而后司岙窑址则首度为“谁造‘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学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秘色瓷’与越窑关系密切，但是一直没有窑址证据，而此次的发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秦大树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研究员和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等专家也表示，从器型和工艺上看，这次发掘找到了秘色瓷的生产窑址，从而解决了多年的未解之谜。
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越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无论是古今还是海内外都早有共识。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也成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很多文物的支点和信息都与瓷器有关，浙江的越窑和龙泉窑在其中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是一次考古大发现。故宫将为这些发现的珍贵遗存举办一次隆重的展览，以纪念秘色瓷认定和法门寺地宫发现30周年。
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方式方法上实现多种创新，是以前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得到了在场所有专家的夸赞。首先是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每一探方的文化层在按传统方法以土质土色与包含物进行分层的基础上，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所有的窑具、窑炉砖块以及各种青瓷产品再进行三维扫描，制作每一层的三维立体图、正射影像图等，全面记录每一层所有遗物的分布情况。其次是以九宫格方法进行标本的清理与采集。由于越窑遗址的堆积比较厚，通常可达5米以上，而窑业废品的堆积疏松，为防止塌方，探方壁一般以较大的斜度内收。考古队以九宫格法将整个探方划分成九格，每一小格独立采集标本。这样，除去隔梁，实际上将探方细化成了3×3米小探方进行发掘，使废品分布情况能得到更细致而全面的反映。第三是所有的标本均统计与采集的方法。窑场的废品数量非常庞大，一个窑场的发掘，会将整个山头削低数米。数量相对较少的青瓷产品全部采集回工作站，以备日后整理研究。窑具及其他遗物全部进行现场统计，之后按三个层级对其余标本分别采集。第四是发掘过程三维化全记录和古代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使用包括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遥感、GPS-RTK、普通相机海量照片叠加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三维记录。
[责任编辑 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