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涵
“礼义廉耻”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维系社会稳定的四个重要方面，语出《管子·牧民》，所谓“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一般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齐国具有法家倾向的管子学派依托管仲著书立言而形成的学说总集。著名学者胡家聪认为，《管子》一书以齐国田齐变法为背景，是伴随着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开展而逐步撰成的。《管子》延续了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的法家思想是可信的，但更多的是融合了儒、道、法、名、兵等诸家的学说，其所提出的“礼义廉耻”四维论便具有儒法折衷的思想倾向。礼，在儒学体系中关联着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仪节，是践行仁爱的一种重要方式。四维之礼维，具有行为规范与典章制度两层含义，其价值在于用规范、制度来稳定国家秩序。义，在儒家系统内往往称为“仁义”或“礼义”，故以仁爱为基础，“义”有道义的内涵；以行为规范为标准，“义”有适宜的意思，所以“义”又通“宜”。四维之义维，以仁义为基础，以各适其宜的善政为目的。廉，在儒家德目范畴中关联着人的品性操守，与“义”相通。在《管子》看来，廉与官员的品性及其执法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廉由廉洁进一步解释为不隐恶的廉明之行。耻，是儒家阐述修身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士人最基本的思想价值与道德底线。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什么是“羞恶之心”？孟子认为就是“义”，这是人心所固有的德性品质，此种内在道德意识的发端也被孟子称为“义”。“耻”在这个层面上与“义”相通，或者说是“义”的一种德性实践方式。在《管子》中，“廉”“耻”经常并用，其内涵偏于耻。《管子》说“耻不从枉”“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是对四维之耻维的定性。“不从枉”即不生邪念，不谋私利，不越法度。从本意上讲，耻就是能够辨别善恶、知其荣辱的道德良知。
“礼义廉耻”四维论提出于战国时代，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人物，讲学于稷下学宫，必然与当时齐国的管子学派产生互动与争鸣，这是《管子》四维论折衷儒法的原因所在。著名学者孙少华指出，战国行法治而重“廉耻”，《管子》中的一大变化就是将“礼义”纳入“廉耻”形态结构之中，并置于其前，用“廉耻”的限制作用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新稳定。但从四维论形成的文化语境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在“礼义廉耻”学说的建构中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管子》将耻维的作用上升到“灭不可复错”的重要位置，也说明人的德性因素是国家治平与否的关键所在。清朝康熙皇帝曾作《四维解》，他说，如果有人遭受没有礼义的讥笑，他可能不在意；若责备他没有廉耻，任何人都会勃然大怒，并恐惧于心。所以《管子》将“礼义”“廉耻”并言，“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
战国末期，《管子》及其学说广为流传，以至于汉初贾谊、晃错等人向文、景二帝提出“礼义廉耻”教化论，主张礼法并用，以治理国家。由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的兴起与士人的不懈努力，百家之学的影响逐渐减小。“百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黄老和申韩之术。独尊儒术，即独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及儒学解释“六经”的方法。汉成帝时，扬雄以“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的描述，反映出“霸道”之学遭受世人冷落的现实。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仁义礼智信”说。他的立论基础以儒家为立场。他认为秦代严刑峻法，造成社会道德良知的缺失，产生了许多不顾廉耻、竭民财力的官吏之徒。所以，统治者当镜鉴前朝得失，修“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才能享受上天的福佑并延及群生。在董仲舒看来，仁是外在的表现，以施生爱人为特征；义是内在的表现，以端正自我、处事得体为特征。礼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用“礼”安其情，导之以正，人们的行为才能持中，合乎天道。智是一种以仁爱为基础的勇力才能，为人谋事，要先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然后实践谋略，才可以称为智。关于“信”的内涵，董仲舒并没有过多的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君臣父子之间，“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伦理维系。他说，明主贤君要讲信用，士大夫要厚其忠信，人受命于天，要善于培养忠信慈惠之心。
孔、孟都有关于德目的提法，孔子将“知”“仁”“勇”称作天下三种通达的美德，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说阐释人所本有的道德良知。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入“信”德，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董仲舒重视“信”，将“信”列入五常，这与其对《春秋》义理的把握是有关系的。他认为，《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并在《春秋繁露》中一再指出“《春秋》尊礼而重信”“《春秋》记纤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贵信”“《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等。他在标举《春秋》大一统、独尊儒术的同时，将“信”列入五常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除此之外，西汉社会思潮对“信”德的看重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贾谊《新书》说，“政莫大于信”“信者，德之固也”。刘安《淮南子》说：“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
东汉建初四年，为进一步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章帝召集各地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班固将会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作为官方经典刊布于世。《白虎通》重新肯定、解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其内涵更加符合社会治理的需要。
从“礼义廉耻”到“仁义礼智信”，社会思潮不同，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倡导亦有所不同。尽管如此，“礼义廉耻”与“仁义礼智信”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历久而弥新。到了宋代，新儒学的勃兴催生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人结合革命形势与社会思潮，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以激起国人的爱国情操。今天，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砥砺风节、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社会伦理道德却未能与时俱进。比如某些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与论文交易，政府官僚的关系经营与挥霍敛财，影视剧对圣人经典、英雄人物的调侃与戏说，商业流通中的唯利是图与诚信缺失，以及校园内发生的群体暴力与人身侵犯，都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构的危机感。如今，打工潮所造成的留守家庭与临时夫妻等问题，又深深解构着传统的孝道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对解决当下社会问题，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与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 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