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地方官员“幕后”“通共”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镇雄、古蔺、叙永等地区。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川南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纷纷外出躲避。有的群众到山上饿得支撑不住了，悄悄回到家附近找吃的，却见红军宁肯冒着严寒露宿街头，也不乱打开群众住房，方恍然大悟，知道受骗，于是奔走相告，到山中将饥肠辘辘的亲人接出。有的群众在红军走后才回家，见家中锅里留着银元、镍币及条子，作为吃去粮食烧去柴草的补偿。据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走马坝的群众回忆，红军在老百姓的菜地取食萝卜时，每挖一个萝卜，就在土中埋入一枚铜元。在云南扎西大湾仓上赵怀高家喝了一锅开水，硬付了半元镍币。红军所到之处，尽量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把棉衣、衬衣、粮食、油盐等送给农民。1935年2月，红5军团在扎西营上，一个战士看到农民张顺清的母亲衣不蔽体，便把自己穿的衬衣脱下来送给她，使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以后常说：“从来的军队都是整人的，只有红军不但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东西拿给我们，红军真是好军队。”
这些情况，当时即被蒋介石知晓。他因此专门给刘湘、潘文华发去电文，要求国民党军学习红军对群众毫无骚扰的做法，严饬所属爱护民众，电文为：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
鱼午行参战印
红军这些让蒋介石都“赞扬”的所作所为，使部分国民党地方官员也深受影响。他们虽然当时未能及时弃暗投明，但仍然尽其所能，在“幕后”帮助红军。
1935年时任赤水县第七区（今习水县淋滩乡）区长刘纯武和遵义县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乡）乡长牟直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刘纯武在红军离开后，冒着杀头危险，悄悄集中救护了百多名红军伤病员，使贵州赤水河边的一个小乡场淋滩，竟然成为整个长征路上救护红军伤病员极多的地方。红军伤病员被刘纯武医好后，愿意返家的，刘纯武便资助他们返回原籍，共有六七十人。对留下来的红军，刘纯武或编入保商队安置就业，或帮助介绍与淋滩当地女子结婚安家。同时，刘纯武暗中支持开展革命活动，保存了长征中罕见一处红军伤病员地下党组织——保商队里的红军地下支部，使这个地下党组织在古蔺地下党中心县委领导下，坚持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1937年，刘纯武还为红军流落伤病员刘湘辉代邮了写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信件，并收转了周恩来代替彭德怀写给刘湘辉的回信，使刘湘辉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最后重返延安参加革命。
牟直卿曾就读于遵义老三中，注重个人修养，为人正直，善于公道处理与仡佬乡民的关系，深受当地群众信任。关于牟直卿救助流落红军伤病员的事迹，在当年红军伤病员的主要藏身之地的黑脚岩（今已被称为“红军洞”），有一块当地人所立的“黑脚岩牟直卿救红军遗址碑”，其中作了如下记载：
自古聪明为圣，正直为神，贤者博爱，能者多为。每当人间有难，岁月艰辛，总有人秉天地正气，济困扶危。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攘外必先戡乱。而中央红军则辗转遵义，四渡赤水，几经平家寨北上抗日。地方势力到处搜杀红军伤病员及其积极分子。在这悲天悯人之际，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平安乡乡长牟直卿毅然于黑脚岩洞内营救即将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刘炳云、张家才、许瀛洲、唐治辉、谭光荣等23人，并以银圆资助刘炳云等7人归队。牟君扶正压邪，兴教办学，奉行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未刻薄少数民族，民间传为佳话。
对此，牟直卿生前对其儿女说过：“我救红军，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我宣布不杀红军，他们拥护，所以四面八方的流落红军都到我这里来。我把黑脚岩洞中的红军带到家里，有的安排在可靠人家，有的就在我家做点劳动。他们见我对他们好，也很放心。……人命债账是还不起的呀。总之做点好事是不会遭报应的！”
牟直卿救红军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大罪的。1940年，国民党遵义坟井坝保长敖克成将牟直卿告到县衙，罪名就是“牟直卿通共”。其时，平安乡所属的泮水区区长是傅道生。牟直卿便到傅道生那里送了一头羊和120元大洋，才没有被追究责任。1941年，牟直卿还为此辞去平安乡乡长职务。（作者：张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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