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发生在遵义的拥军故事

1935年1月至3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黔北境内转战历时3月，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处处为“干人”着想，关心群众疾苦，打击土豪劣绅，为工农劳苦大众除恶雪恨。红军的革命活动，使遵义老百姓确信红军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红军所到之处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本文所叙述的，是当时发生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幕后”拥护支持红军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工人“幕后”拥军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向乌江南岸挺进。驻守乌江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等渡口的，是国民党第25军副军长侯之担的教导师。侯之担的部队装备全靠自己的赤水兵工厂生产。早在中央红军刚进入贵州时，侯之担便命令兵工厂抓紧生产枪支和子弹，以供应部队堵截红军。赤水兵工厂里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相互串联生产了一批打不响的步枪。工人们暗中叫这种枪是“捉活的”，意思是指侯之担的士兵使用这种枪，必定被红军“捉活的”。工人们在装子弹调配药料时，有意做假，使一些子弹打不响。有的工人还造了一种打不响却会炸烂枪的子弹，板机一扣枪就炸了。虽然后来被侯之担发现了，叫工人们返工，但仍有不少这样的坏枪臭弹混进了他的部队里。乌江被突破后，无险可守的侯之担，带着部队逃回了老巢赤水。红军趁势奇袭遵义城，得到了长征以来时间最长的休整。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赤水兵工厂工人还进一步发动武装暴动，配合红军的革命行动。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出版的《红星》报，以《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为题，对此次事件作了报道：

　　“赤水通讯：赤水侯之担所建兵工厂有工人400，1月16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贫苦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兵相抗战，并将侯之担住宅焚毁。”

　　这次暴动，使惊慌失措的侯之担把部队交给手下，自己只身逃往重庆。同时，在红军二渡赤水后，赤水兵工厂工人还发动了石顶山起义，连续攻打赤水县大同区公所、四川省合江县五通区公所。起义持续了一个月，虽然最终失败，但牵制了黔、川两地5000余兵力，有力地策应了红军完成四渡赤水战略实施。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群众组织和工农武装，黔北第一次出现了工人阶级执政的政权机构。红2师地方工作部在桐梓县城成立桐梓县革命政权，委任皮鞋工人刘树柏为县长。在桐梓县松坎区，红军指定船工韩子章为区长。在乡镇一级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大都是由工人担任。如遵义县中心场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都是锡业工人；沙坝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泥水工人；桐梓县南郊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打铁工人杜少云。中央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还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各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特别是提出要改善工人生活、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受到与会工人的热烈拥护。

　　1935年1月11日，在红军代表的指导下，各行业工人代表大会在鲁班庙（今遵义四中内）正式召开。由工人代表吴相臣带领泥水工，石工代表冉海臣带领石工，缝纫工代表冯树清带领缝纫工，木工代表邓云山带领木工、漆工等约400人出席，红军代表宣布成立遵义县赤色工会。赤色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各种活动，成立了约800名青壮年工人组成的工人游击队，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财产分给穷苦人民，使遵义一时间成了穷人的天下，跟共产党走、支持红军干革命的思想和感情从此在工农大众的脑海里扎根。

　　在红军离开遵义后，被“柏公馆”（即遵义会议会址）主人请去铲除墙壁上红军标语的泥水工人，怀着拥护红军的深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保护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复原维修遵义会议会址时，这位泥水工人专门赶到现场指认。经过认真清理，绝大多数当年的红军标语仍清晰可见。今天，这些凝结着遵义工人阶级“幕后”拥军情结的珍贵红军标语，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遵义会议会址内，成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