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幕后”拥军
家住遵义县青坑乡的贫苦农民秦国彬，打心眼里感觉到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革命队伍。为此，他暗中当起红军的义务宣传员。1935年3月，红军还未到达青坑之前，他便提前自发做起了一系列“幕后”拥军工作：为了宣传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开展运动战所取得的胜利，更好地瓦解敌人，他在一家闻讯逃跑了的地主堂屋内的木板壁上画了几幅大漫画，并在漫画旁边配上了“活捉周挥（浑）元郭勋祺”、“白军弟兄，你一天挨长官几次打？”等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的影响，他还别出心裁，效仿古书中用竹筒装信漂流送达的做法，做了不少白木牌子，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红军的动态，在牌子写上“红军已到茶山关”、“红军已到青坑”、“红军遵义打胜仗!”等鼓舞人心的字样。并不辞劳苦地把牌子背到乌江上游放漂，向居住在下游的群众传递红军到达遵义、救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喜讯。
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广为流传着一个让人不胜动容的故事：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在1935年10月去世时，在遗嘱中刻意留下了“甲子中共”4字。而这位农民的坟一直未曾立碑。直到1984年“甲子”年，他的女婿们才为其建墓立碑，并谨遵其遗嘱将“中共”二字刻到碑上，碑上刻的墓名为“中共仙逝岳考山公登铭老大人之墓”。
据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如研究员考证：这位名叫山登铭的农民，是平正仡佬族乡的头人，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与贵州省立三中（即今遵义市十一中）校长、中共领导人王若飞舅父黄齐生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在红军一占遵义时，他在现场亲历了省立三中的万人大会，初步见识了红军，从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好感。
1935年3月的一天，山登铭在泮水给族人择屋基时，区公所的壮丁们在闲谈时说打鼓新场驻扎了不少国民党正规军。得知这一信息，他谢绝了主人家的殷勤挽留，立即赶回家中，叫族人罗顺成以赶泮水为由，再去仔细打听和核实驻扎在打鼓新场国民党军队的详细情况。罗顺成连夜赶到达泮水，向新场、苦茶园来赶场的亲戚、朋友们打听，了解到打鼓新场军队的实情，然后返回苦茶园本家住宿，途中看见国民党军驻扎在打鼓新场的情况：“岗哨林立，兵多无数，装备精良。”第二天，罗顺成返回平家寨向山登铭作了汇报：“要打大仗了，新场驻扎起正规中央军了……”
当日傍晚，山登铭抄小道赶去苟坝，寻访住在马鬃岭山脚卢家房屋的红军“毛大汉”。入夜，山登铭见到了“毛大汉”，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当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人，并将所了解到的打鼓新场驻军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山登铭寻访的“毛大汉”就是毛泽东。正是因为了解了山登铭等提供的重要情报，使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进攻打鼓新场，避免了损失。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马坎兰石头召集二三十位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毛大汉”说，他和山登铭是老熟人老朋友，希望和所有仡佬族人交朋友。会后，“毛大汉”、周恩来等还请山登铭等吃了一顿饭。周恩来真诚地感谢道：要不是山登铭和平家寨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
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指战员与山登铭等仡佬族农民真心“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使山登铭在红军离开遵义后，一直心存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虽然他在1935年10月就不幸去世，但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却饱含对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无比深情，要求后人一定要在墓名中刻上“中共”二字。体现了山登铭在与红军分别后，人离心不离，人离情更浓，彰显了他倾向革命、拥护共产党的“赤”胆红心！而且，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一位仡佬族农民虔诚的“中共”情结。
知识分子“幕后”拥军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专门向各级政治机关下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对于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争取觉悟的革命的分子”。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使一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前秘书长、在国民党阵营里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在红军离开遵义后，反而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共地下党，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行列；使仁怀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在“幕后”拥护支持红军时“做好事未遂”，但却在红军离开后，毅然决然地加入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的徐特立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注意团结遵义著名学者朱穆伯和赵乃康等进步知识分子，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动员他们出面抢救被黔军溃兵随意践踏的遵义图书馆的文物书籍。徐特立还向红军总政治部建议大量书写张贴“保卫书籍”的红军标语，严禁损坏书籍和文物。红军把保护书籍的行动提升到“保卫”这样的军事层面的政策高度来执行实施，使得被誉为“天下第一府志”的《遵义府志》等一大批图书在战乱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朱穆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知识渊博，个性倔强，在贵州很有名望，曾被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礼聘为省政府秘书长。在一次白天开会时，他提着一盏亮的马灯去参加。周西成不解地问：“先生的马灯还亮着？”朱穆伯回答：“这样黑暗的天，我为什么不亮着?”众人一片哗笑，使周西成尴尬不已。由于他经常这样讽刺时政，不久，周西成借口遵义教界需要，把他“礼送”回遵义。个性“怪异”的朱穆伯，却对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大加赞赏。在红军离开遵义后，朱穆伯仍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间，国民党逮捕了遵义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教师、学生。朱穆伯不顾一切，勇敢地奔走于社会各界，在集会上他慷慨陈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青年。1938年，遵义地下党联合群众开办“快读书店”，从延安、重庆和桂林购进《资本论》、《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书刊。朱穆伯都一一读过，尤其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小册子，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恳切地向其学生、遵义地下党负责人杨天源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成为了一名特殊党员。
1935年3月，红军二进遵义转兵仁怀。当时家住县城南门的小学教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周礼明，由于受在外求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仁怀人周林、韩念龙的影响，向往革命。消息传来，他便将其父买来保家的一支赤水兵工厂造的步枪用皮纸包好，还写上“赤色者用”4个显赫的大字，放在屋内，留待红军到仁怀县城后住进他家时取用。殊不知红军虽然进入仁怀县城，但为了不惊扰百姓，都不进民宅，只露宿街沿屋下，致使他的一番拥军之情未能如愿。
虽然周礼明“做好事未遂”，“赤色者用”步枪无人取用，可他却从中看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真心为民的队伍，因而更加坚定了他由“幕后”支持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的信念和行动。1939年5月，他参与建立起中共仁怀县地下组织，并以国民党遵义县政府助理秘书的隐蔽身份坚持地下的革命斗争。1949年11月，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入川经过仁怀，周礼明召集刘光荣等仁怀地下党员，组织群众热烈欢迎革命队伍再次进入仁怀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