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战火
毕业后，许时雍分配至国民党军队某部。许先立只记得父亲曾经告诉他司令员为刘谋恩，该部一位叫武亭林的师长与之相处密切。
“父亲当时虽未带兵打仗，但也多次受伤，作战地点在山西太原及汾河流域一带，他时常提起汾酒好喝。”许先立回忆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时雍被调到前线指挥部，担任上校参谋。
许先立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把一些战事讲给他听，这其中包括两次难忘的负伤经历，一次是，许时雍陪同军长带着十余名骑兵，进山侦察敌情，遭遇敌人炮袭，两名将领当场牺牲，四人身负重伤，万幸的是，父亲经过抢救，得以保全性命。
另外一次是，1940年春天，许时雍正在阵地观察地形，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扫射，他的右脚不幸被射伤，此后落下病根，走路一瘸一瘸。
文官报国以著书。为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许时雍多次以书面方式进献计策。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许时雍不忘著书立说。许先立告诉记者，《全面国防论》与《步兵操典》是父亲的著作，在西安出版发行，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胡宗南亲批一万大洋，予以嘉奖，遗憾的是，许时雍至今也未能见到这两本书。
“托人打听过这两本书，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如果有机会去台湾，或许能够找得到。”许先立甚至萌发亲赴台湾一趟的念头，“图书馆或者历史纪念馆应该会有保存。”
但是，时隔近八十年，世事变迁，经历几番战火，两本书还能保存下来么？
1943年，时年35岁的许时雍回家探亲完婚，婚后三天便携新娘马启珍返回部队，不久他被调到洛阳干训团工作。
“我母亲记得当时的教育长为吴彬，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同事中还有一名公安县老乡杨正道，”许先立说，“因为老乡情谊，杨正道的夫人朱晚仙与我母亲结成了好朋友。”
战事紧张，许时雍几经调迁。在西安市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许时雍任职战术教官。在西安，许时雍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取名许先立。1948年，许时雍被调至河南省郑州市军官大队四中队，时任大队长为黄铁民，四中队队长为赵均，还没来得及安排职务，许时雍收到家电：岳父岳母双亲病危，速归。
悲惨离世
在妻子的催促下，许时雍于1948年冬天匆忙返乡。1949年正月，许时雍第二个小孩呱呱坠地。由于妻子生产时失血过多，身体恢复慢，许时雍准备推迟一段时间再返回。在此期间，许时雍收到几封加急电报，催其速速归队。
“这些信均由徐州永安旅社发出，发报人是队长赵均，部队番号是4037。”许先立在一份回忆材料中透露。许时雍再也没能回归部队，不久，全国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人介绍，许时雍在虎山坡教书，不到两年，学校附近的夜湖渊决堤，学校只得停学，许时雍回到岳父家，一介书生，投身从戎，转持农耕，经历特殊的历史遭遇，一家人小心翼翼，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1968年，年满六十的许时雍遭遇迫害悲惨离世，尸体埋在郑公渡松西河边的一处荒滩上。许时雍妻子马启珍在致当地统战部的一封信中写道：“只因丈夫为了革命事，为了祖国的安危，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受无妄之灾悲惨死去。我丈夫骸骨已枯，我现在也已九十多岁，时日无多，有生之年如果能慰九泉下的英灵，我不胜感激。”
先人已去，如今的许家人有个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熟记许时雍老先生的抗战经历。许先立对记者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好，家中儿女均已成家立业。争气的小女儿在大连经营一个百亩家庭农场，在市内，两家“丸三情”烤肉店生意红火，农场科学喂养的牛和有机蔬菜赢得大连市民交口称赞。闲时，许先立就呆在农场打点杂，他已经深深爱上海滨城市里的田园风光。（记者 张兵）
（编辑：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