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晚报讯 “抗战的故事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参与的抗日战争时间不长，但是我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过了很多年，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这段回忆让我记忆犹新。”1930年出生的王永昌老人今年已经85岁了，他和老伴住在滨州市中医院的职工宿舍里，精神依然矍铄，思路依然清晰。
6月29日，得知记者前来采访，王永昌老人特意穿上新衣，并在胸前佩戴上多枚金灿灿的抗战奖章。记者走进王老的家里，和王老面对面，听他回忆抗战往事。
家里来了陌生人 原来是共产党员
提起抗战，王永昌老人很激动。1939年，王永昌9岁，他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王老的记忆中，父亲的好多同学都是共产党员。1939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两个陌生人到家里来。为了让这两个人住下，大哥和弟弟都去邻居家住了。王老说：“这两个人每天都是天黑的时候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就回来，在我们家住了十多天，这两个人很喜欢小孩子，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我还记得几句：鬼子心似狼，抢占我村庄，杀人放火又抢粮，老百姓们遭了殃。”
十多天以后，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县城，并进行了第一次大扫荡。“父亲告诉我和大哥，在离村子十多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洼地，周围没有村庄，就让我们在野地里隐藏起来，等鬼子走了以后再回来。”
“鬼子扫荡结束后，住在我们家里的两个人也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才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共产党员，是地下工作者，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我那时还不太懂，但是通过父亲了解到，共产党深入到村庄，目的就是组织民兵，组成妇救会、农业会和儿童团，形成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我十来岁，在父亲的指引下，也参加了儿童团。”
王老说，这几个组织分工明确，民兵就是保护村民的利益，鬼子来了赶紧报信，组织老百姓赶紧撤退，妇救会就是筹粮筹草，农业会就是组织发动群众抗日。这以后，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就经常在村里出现。
鬼子施暴行 决心扛枪报仇
1939年是灾荒年，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缺食少穿。王永昌回忆说：“我们家里孩子多，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日本鬼子的骚扰，生活就更苦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都待在家靠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大人就决定，让我奶奶，领着我、二姐，还有大哥，出去乞讨。”
这是1939年冬天，王永昌当时家里的情况只是当时社会形式的一个缩影，为了养家户口为了生计，在外面乞讨的人很多。
“我们一天跑下来乞讨的东西很少，每天晚上还是饿着肚子睡觉。奶奶一看这样，当机立断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赶快回家吧！”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回来后，那年的麦子收成非常好，麦子还没有熟的时候，我们靠青麦子熬了近半个月。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游击队又来了，他们开始发动群众，很快，村子里的民兵、妇救会、农业会和儿童团都成立起来了。
“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那时候村外都是民兵放哨，一旦发现日本鬼子来了，就赶紧打枪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全村老百姓就集体往外跑，鬼子来了几次全部扑空。”日本鬼子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就开始“蚕食”，在各个村子后面修炮楼，建据点。修据点时，鬼子和汉奸就把村子里的壮劳力都抓了去修壕沟、修墙。那时候有人不好好修，鬼子和汉奸就用鞭子和刺刀打，特别是身强力壮的人被打得很厉害，这些年轻人逃的逃跑的跑，可是没有人修据点也不行，鬼子和汉奸就威胁说每家都要出一个人，按人头出，不出的就全家遭殃。没办法，村里的每户人家为了凑人头就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叫出来。鬼子和汉奸看到后，非常生气，都是些老弱病残，怎么修据点？可是没办法，就拉着这些老人和小孩去修了。“我当时也在这个队伍里，那年我12岁。有一次，我搬着三块砖往前走，很累了想坐下休息一会，我就把砖放在地上，屁股还没有着地，后背就‘哐哐’两下被打了，我回头一看，鬼子拿着棍子，气势汹汹地瞪着我。我当时心里那个气愤，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日本人真狠啊！我要是长大了，一定当兵打他们。说到这里，王老眼睛里含着泪，虽然时间过去很长时间了，可是仍然能感受到他对日本鬼子的愤恨。”打那以后，我思想上就坚定了一个事情：“日本人太坏！我要有能力一定去打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