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屹川
今年寒假，我选择去斯里兰卡的加勒支教一周。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夜晚来临。我总是在接近凌晨时分来到另一个城市，黑夜就是迎接我的仙使。夜空里的星掉到凡间，变成了斑斓的灯火，从降落时的机窗望去，它们就是这个城市的无数星光。星星点点，五彩缤纷，是黑夜使者送来欢迎的礼物，照亮旅人的眼睛。黑夜使者把我送到十一点的科伦坡机场。接机司机是个很瘦的黑人小哥，大约是使者在当地的化身，很温柔，轻声与我们打了招呼，把我们稳稳地送到住宿中心，又悄悄地离开。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又是最后一次，直到我们离开他也没有再出现。
岛国的海滩几乎被白人游客占领，傍晚时分总能看到不少游人拿着冲浪板在沙滩上往回走，一个当地的黑人小女孩显得尤为显眼。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眼睛，闪耀着金辉的光芒，在白天看着它的子民在这片炎热的土地上捕鱼、出海、生存，到了晚上，它也要合眼休息了。云袭来，无声无息，像相伴数万年的仆人，变作轻柔的卸妆棉棉，为它洗去紫红色的晚霞眼影，卸下妆容。海面上亮闪闪的粼粼波光像是太阳卸妆时掉下来的粉饼屑，为水面镀上一层金光。太阳走了，那个小女孩还在。海滩边上的餐馆点起了蜡烛，亮起了灯光，她没回头，一个人静静地站着听墨渊一样的海水声，或蹲下在沙砾中翻找些什么，也许对她来说，白天的斯里兰卡属于游客，而这里的海、晚上的星空才真正归于她。
斯里兰卡的夜晚，是路边打着灯的水果摊，是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公交车，开得很慢，似乎从不关车门。斯里兰卡这辆车，开得也很慢，他们的孩子不玩手机，不了解电子游戏机，我甚至没有发现一家电影院。他们在挂满胡须的大榕树下踢球，在晚上穿上统一的白色民族服，手甩火球庆祝当地的佛教节目。
斯里兰卡的白昼被热带太阳所包围，赤道的海水随捕鱼的帆船一波一波，像折纸一样翻折到了南亚大陆的海岛边。这里的黑夜，是不停转动的风扇的声音，电扇和梦里旋转木马的身影错过，重叠，继而再次相遇。晚上室内闷热得出奇，户外倒是丝丝凉意，穿过宽松的衣袖贴在燥热的皮肤上，形成一件透明的天然冰丝衣裳，在四季如夏的国度里感受到温开水般暖凉的舒适。
到达斯里兰卡的第一个清晨，本想睡个懒觉，却不料被屋外的鸟儿吵醒。竟是乌鸦！三五只黑色的身影停在涂满绿漆的矮墙上，乌鸦在当地是吉祥的化身，黑色的点、绿色的面、金色的线条，在那一瞬间定格在这小小的家庭旅店门口，映射到我眼中，形成一幅油画，有色彩，有构图，浓烈地一直渗出记忆。而加勒的古城墙门口纵横着杂乱的黑色电线，黄昏，成群结队的乌鸦停留在电线上或盘旋在周围，密密麻麻，像熔铸在一起的雕塑。乌鸦的脚爪随着消逝的热气融入缠绕的电线，在即将日落的紫红色背景映衬下，黑成墨汁。忽而一群乌鸦从电线杆“哗”地飞向附近的大榕树上，它们不像欧洲广场上的白色鸽子。那些鸽子是理想，是彼岸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而斯里兰卡的乌鸦是世俗，是属于当地人的日常和幸运。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白昼告别，告别穿民族衣裳的女子，告别一串串橙色的椰子，告别支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女孩，一头天然卷发，喜欢穿五彩印花的热带吊裙，却很认生，总躲在老师身后，怯生生地偷偷看上我们几眼，眼神相遇时，她倒低头啃指甲去了。记得最后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与老师告别，在回头挥手作别时，突然看到这个小女孩冲到教室门口，挥舞着她只有巧克力吐司片大小的手掌，腆着小肚腩，和我们说再见。只有三岁的她，大概潜意识里也直觉地感受到我们这一别可能余下一生都再也不会相见。我不知道，等到她长大一些，是否还能记起我来，记起曾经有一个中国姑娘把她写进自己的随笔本里，把她三岁时候的模样刻在属于斯里兰卡的海马记忆体内。但我知道，斯里兰卡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老电影。
[责任编辑 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