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不允许他再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休息时间和晚上坚持读书、写文章，回忆和总结他的治学心得和教学经验。1962年，他首先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这部书对汉字学和汉字的演变历史提出了新的观点，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请恩师陈垣先生题写了书签，并受到了陈垣先生的鼓励，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经再版，已成为当今研究古代文字专家和教学工作者必读之书。
完成《古代字体论稿》之后，他又开始构思并撰写《诗文声律论稿》，他说：“过去人们对于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常是死背硬记的，或把一些作品画出平仄谱子来看，或找几首标准的作品来读。”总之，对平仄变化的必然性缺乏主动了解。启功先生在多年教授古典诗词的实践中，用心探索古诗、词、曲、骈文等各种文体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归纳其中的规律，首创了“竹竿截取法”，形象地说明五言诗和七言诗各有四种句式。他还说：“我这个竹竿理论，不但适合五言句和七言句，还适合三言句、四言句、六言句等任何形式。”先生这个“竹竿理论”，为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驭繁于简的经验和方法，这是他花费了大半生的精力，经过反复思考推敲与斟酌，在修改过程，还手抄后送给好友征求意见，逐步完善。笔者就曾在刘乃和先生的案头看见过启功先生手抄稿上软笔书写“请乃和学长斧正”的字样。
书稿完成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文稿被出版社搁置起来。那时候流行“工农兵集体创作”，先生心里很不踏实，怕有一天在运动中自己半生心血的成果被充为公共财产。又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因为什么问题再被下放改造，把手稿丢失。为防万一，他决定手抄副本。他找来最薄的油纸，晚上用蝇头小楷抄写，边抄边再修改，尽量压缩字数，一旦发生变故，随时把手稿缠在腰里带走，因此，先生曾几易其稿。笔者曾在陈荣琚先生处看到过先生题赠他的一部抄写的手稿。先生用毛笔批语：“旧稿一册，今已再加改动重抄，此本废置篋中，岁月甚久，偶为荣琚同志所见，谬谓书法可赏，因以持赠，希两正之，一九七五年八月启功识。”
1976年3月“文革”后期，书稿送到中华书局，那时决定出版与否的审查权在驻书店工宣队手中，因在书稿中没有引用毛主席诗词而压了下来。其实，先生书稿中没有引用毛主席的诗句，是有担心的，因为所举全为例句，只是局部引用，不能引用全诗，万一造反派指出“你为什么割裂毛主席的诗”？那时有口也说不清了，所以先生思前想后最终没有引用毛主席诗，不料出版时又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获准出版，先生领会了工军宣队的意思，在已有的“绪言”前面又加了一个“前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广大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的努力，优秀的创作不断涌现，新诗园地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由于有了这段颂歌，这本书终于获准出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带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1978年以后，再重印这本书时，先生才把后加的“前言”撤下，恢复了原貌。这本书语言简练，对诗文声律规律的论述深入浅出，既适合专业工作者深入研究，亦适合初学者阅读，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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