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势下，多数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对照中央精神，绷紧“不逾矩”的弦，调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舵。但是，一些党员干部仍罔顾党纪政纪，顶风违纪。在梳理过程中，坊妹发现，一些案件，似乎雷同且高频——在中央纪委网站历次通报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大操大办”婚丧嫁娶“案发率”和受处分人数长期稳居前列。
据208坊（rmrbsx）统计，今年1-11月陕西省共通报4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涉及“大操大办”的有13人，占比32.5%，成为陕西党员干部最易“失足”榜单的TOP1.
婚丧嫁娶乃人生大事，郑重操持本不为过。可有些党员干部无视纪律和规矩，讲排场、比阔气，到处打招呼、下请柬、发通知，大摆宴席。许多披着人情“外衣”送上的礼金背后，是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扭曲了正常的民俗人情。
宴席变质 此“四化”非彼“四化”
我国历来讲究“礼尚往来”。红事道声喜，白事吊个唁，既表明人际间的一种“双重尊重”，也体现了亲友间的关爱与温暖。然而，“人情”一旦蒙上金钱的色彩，也就失去了原本意义。坊妹发现，部分村干部操办“红白事”已经存在由头泛滥化、人情金钱化、攀比庸俗化、呈现腐败化的“四化”不良现象。
由头泛滥化除传统的婚丧嫁娶之外，部分村干部还“增设”了大小生日、满月、升学、出院、开张、乔迁等由头，可以说“芝麻绿豆点小事情”都能热热闹闹摆上几十桌。
人情金钱化少数操办和参加“红白事”的村干部把“礼金”多少作为衡量感情好坏、关系远近的重要“标准”，把真正的同事感情、朋友友谊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把“感情交流”变成了“商品贸易”。
攀比庸俗化部分村干部一提到“红白事”，基本都在讨论谁家在大饭店摆了多少桌酒，用了多少量奔驰、宝马车，收了多少万的礼金，谁家请来了大领导等，盲目攀比、讲究排场、奢侈浪费等怪象丛生。
呈现腐败化个别村干部把“红白事”变成了借机敛财聚财的“主渠道”，谁出的礼金多就对谁“特殊照顾”，谁不给面子就给他“穿小鞋”，导致部分下属、村民被迫参加宴请，将正常的习俗变成了相互巴结的有效途径。
暗流涌动 大操大办玩起“躲猫猫”
在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在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上，明目张胆的少了，但心存侥幸的并没有死心，“机智”地和组织耍起了花招，出现了一些新方式、新手段。
“化整为零”分散办
为了避免宴席的规模超过规定的桌数，有的党员干部挖空心思，分批次、分时段、分地点进行多次宴请。如，汉中市城固县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副科级干部唐有成，分三次在不同地点为儿子举办婚宴共计45桌，收受礼金7.86万元。
“暗度陈仓”不操办
有的党员干部表面上循规守纪，私下广发通知，只收钱不办酒席或少办酒席，营造“勤俭办酒席”的光鲜外表，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如，宜君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姜军龙违规操办家人丧事中，未置办酒席，但收取学校教职员工礼金，共计6600元。
“偷梁换柱”公开办
为了让宴席规模“合乎标准”，将“宴请人数严格控制在标准之内”，有的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报备与实际不符。如，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党支部书记谭可兵为儿子操办婚宴，向县纪委报备15桌，但实际置办酒席46桌。
高压之下为何禁而不绝？
让人疑惑的是，在如此高压环境下，干部大操大办红白事的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呢？
依坊妹看来，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事宜，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驱动。他们心知肚明，若非手中握有权力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借机送礼。
有的认为规定不通“人情”拒不遵守。比如，陕西省城固县杜家漕村村主任马卫东为儿子操办婚礼，以经济条件好、家族成员多为由，拒不接受组织要求其控制婚宴规模的规定，甚至递交辞职报告。
有的心存侥幸认为对“风俗”不会“动真”，只要无人举报就可以蒙混过关；有的干部想利用手中的职权和影响，趁机敛财；还有的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人情往来不可回避，不办宴席就觉得没面子。
红白事 请让人情回归质朴
与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相比，婚丧喜庆事宜几乎每个党员都要面对，因此更需要筑牢“防火墙”，厘清民俗与党纪的界限、划清公与私的边界。
早在2013年，白水县各乡镇村就已成立红白理事会197个，治理红白喜事178件，累计节约资金75.9万元。如今，陕西多地效仿此法，如宝鸡70%的村庄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宴席“瘦身”，群众叫好，婚丧嫁娶费用显著降低，民风显著好转。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事实上，那些严以律己的领导干部，没有人认为他们“不近人情”。话说到此，坊妹不禁想起了老一辈人的故事。曾几何时，结婚就是两张床一拼，茶水、瓜子、糖块一摆，见面说一声“祝福”，也丝毫不减喜庆。虽当时条件有限，但这种“人情”才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情感，彰显了纯洁俭朴的文明之风。
[责任编辑 焦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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