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抗战烽火中再次接受古田会议精神的洗礼
78年前秦川大地上的那场秋雨，见证了八路军抗日誓师大会上泪水纷飞的凝重时刻。
一声令下，脱掉心爱的红军帽，换上灰色的国民党军帽；摘下红五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徽……
滂沱大雨中，红军指战员知道这是党的决定，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但从感情上却无法接受。不知道是谁先哭出了声音，一张张脸，泪水直流，分不清哪里是雨水，哪里是泪水。
昔日满身缕缕伤痕的红军指战员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要在统一战线中结为盟友。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
“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正如120师师长贺龙在抗日誓师大会上所言，红军一换军帽，考验也就来了：如何保持一颗永恒的红心？如何在统一战线中铸牢我们的军魂？
事实上，早在换军帽前，战斗就打响了。
围绕红军改编，国共两党先后展开6次激烈谈判。过程不可谓不艰难曲折，目的不可谓不简单明了，蒋介石的策略是“最后瓦解红军”。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中共中央最终作了策略性的暂时让步，同意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但坚决拒绝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到八路军来。
换上了新军帽，也带来了新考验。
平型关大捷之后，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受任弼时的指派，到115师调查研究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情况。在两个红军老部队进行半个多月的调研后，黄克诚发现，就是这样一支好的部队，与改编前相比，作风明显变得松垮，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有的以国民党的委任为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调研情况和恢复部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的建议，迅速被八路军总部上报中央。电报发出3天后，中共中央即复电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陈毅后来曾这样风趣地评价黄克诚：“可别看黄克诚带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是千里眼。”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史料，不得不感慨：黄克诚这双“千里眼”看到的是一支军队的生命线，看到的是一支军队的军魂！
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千里眼”。当时，从苏联刚回国的王明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同国民党军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要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坚定地说：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烽火硝烟中，一份重新印发的文件值得深思——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致信谭政，要求把《古田会议决议》印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连长以上干部。这支部队再次接受古田会议精神的洗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1929年的古田会议，人民军队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亲历过古田会议的罗荣桓元帅回忆说：“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各式军队，都是“我”字打头。只用“我们”不用“我”，道出了古田会议的精髓，回答了攸关红军领导权的根本问题：我们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有了这个“根”和“魂”，我军才能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磅礴力量。
这次洗礼，再一次告诉这支军队：永远都不要忘了“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次洗礼，再一次让这支军队保持清醒：必须永远地听党话、跟党走。
1942年东北抗联抗日最艰苦的时候，苏联远东军曾提出一个让东北抗日游击队组织与中共分开的方案，遭到了抗联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抗联将领周保中坚定地说：“无论条件和环境多么艰苦和困难，我们绝不能取消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而应该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坚持抗联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