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魂的艺术常青，失魂的“神剧”速朽
在人类的精神发育史上，优秀的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在寒冷中提供温暖、在艰难中慰藉心灵、在困境里激活力量，就是因为它承载和传递着民族的血液和精神，有情感、有操守、有灵魂。
近年来，“抗战神剧”的屡禁不止，让我们不能不正视和警觉文艺创作中精神缺位、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价值观模糊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亵渎、对英雄的伤害，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侵蚀、对人民精神家园的摧残。
无可否认，物质文明每前进一步，必然会给精神文明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泡沫文艺”“快餐文艺”“地摊文艺”无论如何也孕育不出伟大崇高的精神。历史的最终珍存说明，只有那些沐浴着精神之美、沉积着精神熔岩的文艺作品才会天长地久，失魂之作最终难逃遭人唾弃、速生速灭的结局。
民族精神具有激荡心灵的活力，军事文艺具有丰腴厚实的底蕴。军事文艺只有从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中汲取原生活力，才能以有魂的创作，接续民族精神的永恒生命力。
军事文艺呼唤战斗性的时代传承
●艺术是时代的烙印。抗战时期的文艺以极强的作战功能，以军民同台的文艺运动，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狂飙。伴随强军事业的召唤，新时期军事文艺依然以战斗性为最大属性，肩负起砥砺战斗精神、催化战斗力生成的时代使命。
4、“战斗”是抗战文艺的时代重彩
对文艺的战斗功能，郭沫若说过：“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它的本质上，便是一种战斗。对于横暴的战斗，对于破坏的战斗，对于一切无秩序、无道理、无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战斗。”毛泽东的思考更为深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难，震碎了那些生在战斗年代却想脱离战斗而独立的个人主义者的幻梦；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一大批有良知、有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的热情。他们把自己投进时代的洪流中去，以笔作枪，与人民一起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前线。
田间、艾青、何其芳、郭沫若、夏衍、老舍、茅盾、巴金、赵树理、刘白羽……《给战斗者》《义勇军》《向太阳》《吹号手》《虎符》《法西斯细菌》《塞上风云》《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豪华版的文艺家阵容、井喷式的创作硕果，令抗战文艺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些紧抓时代脉搏的创作，不仅生动地表现了抗日军民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境界，还以从真实战场延伸至精神领域的高视野、高站位，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沉睡在内心的民族精神的觉醒。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我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诗人光未然的著名诗篇《五月的鲜花》最初只是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小诗，被谱成歌曲后，先是学校里的学生合唱，后又流行于抗日团体中。冼星海在一次万人集会上，一句一句地教大家演唱，宏大的合唱中蒸腾起不屈的民族精神，震天动地。
5、标定军事文艺的时代“战位”
对于士兵而言，“战位”当是用生命守护的地方。
然而，漫长的和平岁月和多样化的现实社会，考验着今天文艺战士的“战位”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中，出现了“让位”“缺位”“不到位”的现象——热衷于“高大上”的文艺创作，怠慢了对士兵英雄的礼赞；沉浸于“风花雪月”的浪漫，忽视了对血性的张扬和战斗性的抒发；受市场的诱惑，一味地向钱看，却对触及矛盾的现实军事题材或退避三舍，或只打打擦边球；对基层官兵的“文化饥渴”了解不够，致使创作老套化、表面化、形式化，堪称优秀并真正为官兵喜爱的作品屈指可数。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向军队文艺工作者发出号令：“我们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主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习主席的号令，为新时期的军事文艺标定了明确的时代“战位”。
从令而动。军队文艺工作者已然在战位列阵：以《强军战歌》为首的一系列战斗精神歌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基层部队广泛传唱，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军营最强音”；在全军铺开的野战文艺创演活动，将激昂的战斗精神内化为官兵心中所向无敌、战之必胜的强大原动力；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上，一幅军事文艺未来5年重点创作规划蓝图，将打造强军文艺的路径描摹得清晰而充满希望……
明天，我们面临的未来战争会更残酷，狭路相逢的对手会更强大。用战斗文艺打造铮铮铁骨、鼓荡血性豪气、沸腾打赢意志，是文艺战士的又一次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