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师原是地下党”
老师的一句话，在他心里埋藏了20多年。
刘英德生于1941年，父亲刘云章是开县原新浦中学莲池大寨分校的炊事员。1945年，冉思源到大寨分校任教。刘英德上学后，冉思源教他国文和体育。
在刘英德的记忆中，冉思源为人谦和，特别喜欢和农民待在一起。没有文化的父母常常把冉思源请到家里为刘英德补课。“他一来，就一屁股坐在油灯下，先同父亲谈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才开始讲课文。”
在学校里，大家特别喜欢上冉老师的体育课。冉老师常常挥汗如雨地敲击着战鼓，同学们扛着1米多长童子军棍在寨门外操练。
“共产党来了你们怕不怕？”操练之余，冉思源偶尔会向他们问起这样的问题。“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我们当然怕。”同学们往往这样回答。
“不要怕，共产党不打人杀人，专门为穷人办事。”每当这时，冉思源都会这样告诉他们。
1948年6月17日，几十名特务突然冲进学校，逮捕了正陪学生上晚自习的冉思源。洗“铁脚板”、坐“老虎凳”、钉竹签子……第二天早上，刘英德再见到冉老师时，他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能行走，同学们筹钱为他雇了一副滑竿。
被特务监视着下山时，冉思源回头留恋地看着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眼含热泪地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好好读书……”这句话，在刘英德心里一搁就是20多年。
“其实，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用眼睛在叮嘱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解放全中国。”刘英德含泪说。
这天，被同时抓走的还有南门人、张湾小学教师颜昌豪。
1949年，冉思源、颜昌豪同在重庆渣滓洞英勇就义。“后来我们才知道，两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冉思源真名叫冉崇儒，四川省达县木头乡人。”刘英德说。
这里原是玉皇大帝庙，现在被刘英德改成了烈士们的家。
刘英德告诉老班长记者，他把玉皇庙搬到了这里。
刘英德自己制作的简陋的烈士事迹介绍。
2“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建起纪念馆”
为了建纪念馆，妻子离开了他，双目失明的儿子外出打工，连老母亲8000元的养老钱也被他花光。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早已被一些人遗忘，生长在幸福新中国的年轻一代更不知道颜昌豪、冉思源等人是谁。这让刘英德十分痛苦。
1980年，刘英德在南门书店购书时，无意间发现一本躺在角落里无人问津的《革命烈士遗书》，当读到湖南烈士赵云霄就义时与女儿生离死别的情景时，刘英德仿佛又看到冉老师离去时不舍的眼神，他流泪了。回到家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建一座纪念塔，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唤醒更多人沉睡的记忆。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正如他所料，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妻子训斥他是不是疯了，“全家都吃不饱，你还有心思搞这些莫名堂（即荒唐）的事？”
但刘英德不为所动，执意而为，并开始着手准备。1980年5月，土地承包到户后，刘英德却作了一个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将家里4个人的良田，大部分拿来换“玉皇阁”贫瘠的山坡地。他打的算盘是，这里地势高，修成的纪念馆很远就能被人看到。
地有了，可修纪念馆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筹到这笔钱，刘英德除了省吃俭用外，还常年到建筑工地打工，把挣到的每一分钱都积攒下来。
本来家里就穷，再加上儿子双目失明，负担更是不轻，而刘英德却一门心思修纪念馆，老伴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儿子也负气到外地打工，多年都不回家。
亲人的离开，外界的压力，都没有让刘英德放弃。2007年1月，刘英德谋划了20多年的“烈士纪念馆”终于开工建设。
为省钱，除了抬石头、浇混凝土、安预制板请人外，调灰、挑浆、砌砖等都是刘英德一个人干。他顿顿喝稀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饿了就摘树上的果子吃，累了就睡在工地上，常常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
即使这样，他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1万多元还是很快花光了，到处借来的钱也用完了，实在没办法，他只得“挪用”了母亲8000多元的养老金。说起这事，刘英德话语咽哽：“母亲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不仅没享一天福，老了还替我担惊受怕……”
2008年6月17日，“革命烈士农民纪念馆”终于初步建成，刘英德自任馆长兼解说员、清洁员、登记员……为了方便群众参观，他干脆搬到纪念馆与先烈同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