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
180天的征程经历百次战斗
西路军组成后，其征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西进永昌、山丹等地，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从1936年11月上旬开始，西路军分三个纵队挺进河西走廊。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右路进击；红九军为第二纵队，由左路进击；红五军和总部机关为第三纵队，在红三十军右侧跟进。左纵队红九军攻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红三十军和红五军乘虚向西疾进，过凉州，克永昌，占山丹。期间，西路军鏖战永凉40多天。第二阶段：进占临泽、高台等地，建立临高根据地。期间，西路军“三进三出”倪家营子，历经西洞堡、龙首堡、威狄堡战斗，在敌我兵力7比1的严峻形势下进行攻防血战。第三阶段：转战祁连山，进入新疆。1937年3月5日，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围。7日，在临泽县西南的三道柳沟与大批追敌激战5昼夜，被迫于11日夜突围至梨园口。12日，在梨园口与追敌展开殊死决战。13日，余部进至祁连山康隆寺，续与追敌血战。14日，西路军边打边撤，退至祁连山中的石窝一带，于傍晚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余部3000余人分三个支队分散游击。王树声带领的右支队、张荣带领的中支队后被敌打散，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1000余人转战40多天，保存420余人，由星星峡被中央代表接应至迪化(乌鲁木齐)。西路军在180多天的征战中，经历大小战斗近百次，在重创敌军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36年10月27日开始，过河部队在景泰一条山地区与敌骑兵旅及民团等1.6万余人进行了10多天激烈战斗，毙伤俘敌2000余人，击毙敌骑五师前线总指挥、上将参谋长马廷祥。11月16日至18日，九军与数倍与我的马家军展开古浪县城争夺战，歼敌2000余人，九军损失过半。11月22日至24日，三十军与敌在凉州西四十里铺猛烈战斗，毙伤敌2000余人，但也付出了伤亡500余人的代价。12月19日、21日，九军、三十军一部在永昌城与围攻之敌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1937年1月12日，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九军、三十军，而集中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五军驻守的高台县城，经9天8夜拼杀，我3000余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1月23日，西路军收缩倪家营子后，与敌军血战50多天，在重创敌军的同时，也伤亡4000余人，西路军总兵力锐减至8000余人。3月7日，西路军被迫经三道柳沟向梨园口转移，又与尾追而来的敌3个骑兵旅和3个民团展开肉搏战，伤亡惨重。此时，西路军只剩下3000余人，逐向康隆寺、石窝一带边打边退。至此，西路军遭受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
西路军在与12万余马家军的浴血奋战中，共毙伤敌2.5万余人，我将士有7000人战死沙场，9000余人被俘，其中5600多人被马家军残忍杀害，3000余人被囚禁在敌各厂矿、煤窑、医院等处服苦役。1000余名红军女战士有的以身殉国，有的流落民间，剩余的400多人被俘后，或遭受敌强暴凌辱，或被敌赏给下属做奴仆或妻妾，或惨死狱中。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怀，曾组成“援西军”前往增援，抵达镇远、平凉地区后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通过政治谈判和通过关系向蒋介石做工作，努力争取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利用统战关系全力营救、收容被俘和失散人员，先后使4700余名将士回到了陕甘宁边区，重新投入革命怀抱。西路军这支孤军奋战的英雄部队由进攻，到相持，到困守，终至失败。其中也有历史机缘方面的原因，为策应河东红军和“西安事变”，为建立河西根据地，加之共产国际的支援一度停止，西路军走走停停，东西徘徊，耗尽了力量，历史的悲剧便难以避免。
重现
感人的历史画面
——访“八办纪念馆”馆长朱永光
73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率五、九、三十军及直属单位，共计2.18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在甘肃河西地区与坐镇西北称王、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的惨烈战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朱永光，为读者悉心解读这可歌可泣的西路军精神。
初衷：旨在首先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
在八办纪念馆的西路军事迹展展厅里，每逢重大活动或重要人物来访，都会看到一个面庞清瘦、身姿挺拔且已年近花甲的“讲解员”，他便是八办纪念馆馆长朱永光。十几年来，他在这里面带微笑以亲切质朴的语言将一个个承载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为内涵的故事娓娓道来，无数个最经典、最感人的历史画面被一次次重现。
“这可是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强的一支部队，并且是一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以能打能拼屡建奇功而著称的钢铁部队，其中有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和无数最优秀的战士。”十多年如一日的深入研究，令朱永光对这段历史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感受和认识，而他的讲述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回首历史，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更以自己的牺牲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战略上有力的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正是靠着北上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千难万险的困难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为全民族(包括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同样，顺理成章，西路军的精神也是如此。本来，会师后的四方面军一部约21800多将士之所以于1936年10月从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最初的任务设定也只是按照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配合一方面军攻取宁夏，换言之，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首先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而进行打通苏联的战略布局。”
他认为：“随后，因战局发生变化，渡河部队虽然于1936年11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称西路军，但先期确定的服从和服务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形成西北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的背景基点并无改变。总之，一切均因河东的需要和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所决定，均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展现的需要而为之。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西路军精神最主要的就是‘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牺牲和献身精神。”
践行：由惨烈而推进到极致的革命英雄主义
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经古浪、武威，本来是一鼓作气的打过去，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但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为了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先后在永昌、山丹停留，后在高台、临泽血战，最后进入祁连山，47天后又历经红柳园、白墩子苦战最终到达星星峡，历时180多天，最后仅剩400余人。
朱永光表示，西路军时期整个红军面对军事压力十分巨大，作为应变西路军必然要与河东红军形成犄角，西路军的任务也就必然有一个如何牵制敌人，以有效缓解河东压力的问题。事实上，要打通国际路线，要策应河东红军行动，要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准备东返，要配合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争取从国民党政府手里划得河西防区，西路军任务出现了与之相关的时段性变化。为此，西路军为了从大局策应形势就只能一再地停下来，不能“走”也没法“走”，但也因此失去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红军时期运动战的特点，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这些来自多方面的困难把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进到了极致。”他说：“今天，当我们翻开每一本有关西路军著述的文字，均能见到诸如‘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杈同敌人拼搏……’的文字，可以说西路军历史就是长征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证明了西路军精神就是由惨烈而推进到极致的革命英雄主义。”
执着：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
徐向前在其《历史的回顾》中曾不断地写道：“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月时间里，即毙伤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这就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也只能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舍此无它。”对于这种情怀，朱永光这样解释：“谁能说，这样的解读不是对那些曾经倒在西征途中的每一个英灵最好的告慰呢！不是时代赋予我们今天所应有的理性、自信和成熟呢！其实，在今天这个和平与建设的环境里，有关西路军的历史之所以让人读来回肠荡气，关键也就在于此。”“在流落和被俘期间，西路军仍然表现出了‘匹夫之志不可夺’的超然气节。”朱永光说：“他们或在祁连山中坚持游击，打散后奔返延安；或慨然西进，穿行于亘古无人烟的崇山峻岭；或坚持狱中斗争，不惜以生命的代价争取返回延安的机会。就这样，虽然西路军最后仅有400多人在李先念、李卓然率领下成建制地抵达新疆，但仍有4000多人历经千辛万苦的回到延安。即使许多长期流落的将士，他们心中那‘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坚定信念也未曾有过须臾的消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