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作家前往巫溪采风时，我在大宁河畔偶遇了精神矍铄的贺老。当时他身披薄雾，面对群山，正不急不缓地练着太极。在寒暄中得知他的身份之后，作为同行的我倍感亲切，相互间聊得特别开心，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他的家门。
那天是二0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贺老名叫贺永宽，一九三一年出生，算起来已经八十二岁了，所以称他为老公安。
五十年代的重庆巫溪，溪流纵横，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群山峡谷，森林之中常有老虎、豺狼、野猪等野兽出没。山中还有土匪。再加上解放不久，百姓思想觉悟不高，公安力量薄弱等，在那样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困难之多，可想而知。可就是在如此复杂、艰难的环境之中，二十刚出头的贺永宽却以火一样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之中，在大山里深深地扎稳了脚根，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做出了卓越贡献，曾四次受到上级公安部门通令嘉奖。当问到他的成功经验时，他讲了八个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贺老的经验不正是我们今天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中所倡导的精神吗？
解放不久的中国，由于国家公务人员较少，年轻的贺永宽除了干公安之外，还要干法庭、妇联、工会、武装部、宣传部，以及村社干部的活儿。
每次进山工作，驳壳枪、手电筒、雨伞、挎包、草鞋、绑腿等，是他随身携带的装备。他凭借一双脚，跑遍了巫溪全县七十二个大队，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认识了全县一千四百余名村社干部和百分之七十的社员群众。一双崭新的胶鞋，穿不到一个月就穿烂了，补疤衣服一直伴随到他退休前夕。
去到农村，看到社员耕地，他就去耕地；看到社员锄草，他就去锄草。农村所有的农活，如栽秧打谷、犁牛打耙、抛粮下种……没有什么农活他不会，没有什么农活他没干过。甚至连缝补浆洗、针织竹编、煮饭炒菜、喂猪放牛、抓鱼捉蟹，里里外外得心应手，没有哪样能难住他。
肚子饿了，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玉米羹、麦糊糊、烤土豆、烙麦粑、白菜汤，干上三斗碗又赶路。但是，从来不白吃，哪怕喝了一碗红苕稀饭他都要照价付粮票、现金。一年春节，有群众在贺永宽的帮助下，家里第一次杀了年猪，就翻山越岭把最肥的那块保肋肉送到了贺永宽的家。贺永宽知道后，亲自把它送了回去。群众不接收，贺永宽就说要把它悬挂于大街示众。无奈之下群众收下了，但无论如何要留他喝碗刨猪汤，说不喝就看不起老乡。盛情之下，贺永宽喝了，离开时他摸出一元纸币悄悄压在了碗底。
口渴了，用手捧起山泉就喝。有时没有山泉，河水、田水、井水都往肚子里灌，只要解渴就行。他说，有时渴慌了，连土壕沟里的水也喝，但从来没闹过肚子。
在山区工作，一天要步行一百二十多华里路，基本上是两头黑。走远了回不了驻地，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闲。老百姓家床太挤，他就用玉米壳、灌木叶、高粱竿、烂杂草搭地铺，有时与牛为伴，有时和羊同居。上不沾天，下不沾地之时，他就以天当房，以雾作被，以地作床，风餐露宿于深山老林。
久而久之，当地老百姓几乎忘记了他是公安，他似乎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或自家邻居、亲戚。所以从来不见外，天南海北、油盐柴米、生儿育女，什么都谈，什么都对他说，包括在他面前谈论夫妻间那些事也不回避忌讳。哪家有什么喜庆事，首先告诉他；哪家有什么好吃的，首先想到他。贺老有句大实话：“你帮群众，群众才会帮你。有了群众基础，就没有完不成的公安工作。”他一人每年要破七八十件案子，一般案件侦破率达百分之百，重大案件侦破率达百分之九十九。所有案件线索来源，都是群众第一时间报告他的。群众基础，就是信任，就是依靠，就是源泉。贺老每年调解各类纠纷一百六十余起，调解率达百分之百，全辖区无一上访情况发生。再复杂，再棘手的纠纷，只要他去，矛盾就减少了一半。群众说，如果矛盾是锁，他就是开锁的钥匙；如果矛盾是冤结，他就是解开冤结的手。
“一天只知道工作和怎样让工作对象满意，从来没去想过什么荣誉、地位、享受。”贺老说，“那时的人很纯，纯得像大宁河的水，一眼能看到底。”
是啊，那时的人很纯，纯得让现代人羞惭难言，无地自容！
天色不早了，我怕影响贺老休息，就起身告辞，相邀明日再去听他讲当年单枪匹马深入崇山峻岭剿匪的故事。
“贺老，把门关好。”出门时，我使劲拉也没把那破旧的木门拉拢，就提醒他。
“不碍事，关不关门都没事。”贺老信心满满地说，“明天早点来，我把局长也约上，他比我记性好。”（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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