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树增，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前后写了5年、数次赴日查证史料、三卷180万字……军旅作家王树增以恢宏篇幅记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新作《抗日战争》，于2015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加上他此前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王树增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作品完满收官。
王树增称，写抗日战争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为此他下的功夫最多，挑战也很大，如今写完了，他直呼“心里终于能踏实了”。王树增尝试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战役背后的民族文化根源，“只有把浓厚现实情怀、真实历史叙述、完美文学技巧结合起来，战争题材作品才能够打动并影响读者。”
“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
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近年来出现了多种解读方式，更不乏军事史学家的学术性纪实。“我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很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内核，用王树增自己的话提炼，就是“当代性”。
当代人为何要写史、读史？当代读者缺失、渴求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王树增的写作生涯中。以抗日战争为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反侵略战争胜利，它的波澜壮阔和气壮山河，体现了民族坚韧的生命力。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抗日战争历史，比较片面、局部或碎片化。抗日战争成功抵抗外侮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仍需深挖。”因此，王树增定下的目标是全景式描绘，“将抗日战争置于整个世界二战大格局中，对这次战争有历史纵深意义上的理解，力求深度再现一段超常态的时代进程。”
《抗日战争》以每一次主要事件和每一场重要战役为纵贯线索，展示出一种超越历史、极为新鲜且激动人心的“现实”。“在壮阔持久残酷的战争背后，我试图去审视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意志与文化根源。”
谈及王树增的非虚构战争系列作品，知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在李敬泽看来，我们永远需要另一种历史：叙事的历史，保存着人的具体性的历史，由人类创造并属于人的历史。这种叙事史自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以来，一直是人类公共记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形式。他认为这样的“叙事史”“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呈现了浩繁的人类事件结构和动向。
渗透作家的历史观、战争观
写战史，既不标榜揭秘，也不专事猎奇，王树增的严肃战争大部头作品做到了销量口碑双丰收。《解放战争》2009年上市3个月再版达14万套，已远远超出畅销书范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迄今累计销售逾150万册。“让我惊讶的是，这几本书也受到了很多年轻群体的欢迎。这促使我不断思考，如何使书写风格与当下审美情怀对接。我主张从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来解读历史。”
63岁的王树增从不吝于着墨普通百姓、平凡士兵、农家子弟。他认为，人和人类的命运抉择，是文学表现的最根本的基石。王树增谈到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就是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而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因此，《长征》强调了“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丰碑”。在《解放战争》中，王树增认为终极道理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历史关键时刻，先辈们不但迅速作出选择，并将选择付诸于行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
可以说，王树增的每一部作品都没有止步于对敌我双方军事谋略、战术安排等细节的描摹，而是渗透了作家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浓墨重彩地凸显战火纷飞年代所酝酿的理想主义能量。“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回顾，将带给今人以启迪和警示。”
王树增谈到，非虚构写作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尊重历史事实。“每个人物哪怕只出现一笔，必须有出处。对话要么是采访来的，要么是当事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
王树增每一部战争系列作品，都耗费3至5年时间才能完成。“所做的笔记文字量一般都是成书的四五倍。”王树增透露，他曾花几个月专门去读红四方面军留存下的几乎所有电报；断断续续走访了长征路……就是用这样的“笨拙”方法，王树增明晰逼真勾勒了战史的大背景与小细节。
（责任编辑：唐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