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黄河大合唱》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除了饱含创作者艺术救国的激情外，还有哪些因素让它能够如此长盛不衰？
刘长安：在冼星海之后，中国诞生了大量的交响乐，但是真正从影响力来讲，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冼星海。大合唱在中国已经有70多年历史了，《黄河大合唱》一直伴随着大家走过来，伴随中国走向复兴的全过程。这首作品能够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归结起来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冼星海的创作与中华民族的苦难连在一起，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冼星海作为一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离开上海后，他又到各地宣传推广救亡歌曲。1939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他“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并且表示要“去为无产阶级音乐来奋斗”。他把个人掌握的作曲技能，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力量，将自己的创作与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冼星海从抗战救亡中汲取创作激情和灵感。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要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他的激情和灵感从何而来？单靠自身的感悟和冲动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冼星海从抗战救亡中寻找灵感，伟大的民族复兴也催促着他以十足的热情进行创作。《黄河大合唱》这个作品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创作，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的激情澎湃，而他的创作激情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时迸发出来的。
南方日报：冼星海的创作对现代的艺术工作者有哪些启发？
刘长安：我想冼星海给文艺工作者最大的启发是创作要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人生感悟和社会体验，创作中很自然地会把二者结合起来。艺术创作中有一句名言叫“愤怒出诗人”，这个愤怒可以是个人的愤怒，也可以是国家和民族的愤怒，冼星海的创作更多是来源于后者。
现在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新的创作环境。当下国家实施强国和富民政策，而且要在国际上维护主权等等，这些时代因素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便是一个激励，可以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
南方日报：近年来，随着广州“南拓”战略的实施，作为广州新的现代化中心城区的番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以“星海”命名的文化建筑俯拾皆是，星海精神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番禺区带动新兴城市建设转型升级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的？
刘长安：区域的发展需要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支持，而文化能成为当地一张靓丽的名片，可以引起各界的关注和重视。番禺本身的文化底蕴相当丰富，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学习纪念冼星海，发扬传承星海精神是对音乐文化的一种肯定。
从1986年番禺举办首届星海艺术节开始，番禺便开始有意识地发挥星海精神，建设星海品牌。依靠星海品牌，禺山大地把文化培育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灵魂。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长远吸引力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大力宣传，而且需要实实在在的平台和载体，星海艺术节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在艺术节上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不但让老百姓享受到番禺文化发展的成果，也有力地擦亮了星海文化这块金字招牌。
在这块金字招牌下，番禺充分挖掘星海故乡、广东音乐、岭南画派发源地等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星海精神，突出“名人故里”文化特色，为城市的转型升级注入了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唐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