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当年“闹红”的故事
——我写长篇小说《根据地》
■党益民
这本书最初的书名叫《照金》，后经反复斟酌，最终定名为《根据地》（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书里蕴涵着“两个10年”：一是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10年的“闹红”史；二是我从开始研究这段历史、酝酿构思到完成书稿，也用了整整10年时间。
陕西省富平县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山塬相间，沟壑纵横，独特的区位和地貌给当年“闹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小时候，我经常能听到老人们讲述当年“闹红”的事情。上个世纪，富平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景翼。胡景翼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他担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时，曾拿出部分军费，在富平庄里镇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后来改名为“立诚学校”。习仲勋在这所学校上学时，跟随老师严木三开始“闹红”。后来，习仲勋与刘志丹在离富平不远的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又北撤南梁，习仲勋21岁便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富平县老庙镇有个老革命叫刘铁山，与习仲勋相熟，他们曾经一起在国民党军队里搞过“兵运”。“两当兵变”失败后，刘铁山回到老庙镇，建立起一支地下武装，抄了当地军阀“田葫芦”的家，将抄没的财产一部分换成了武器，剩下的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另外，我的二伯父小时候逃荒落脚在陕北的大山里，后来因给地主家放牛时丢了两头牛，不敢回家，参加了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前夕回乡娶妻务农，至今仍生活在那片黄土地上。在我的家乡，像这样的“闹红”故事还有很多，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
我19岁从军，先后在青海、四川、西藏、北京、新疆、辽宁工作过。30多年来，我写过10部书，其中有写戍边艰苦生活的，也有写关中历史和西夏王朝覆灭的，但一直没敢触碰陕甘边“闹红”这段历史。我知道，不做大量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仅凭满腔热忱并不能把这段历史面貌真实生动丰满地予以再现。
2005年6月，我从一位陕甘红军主要领导的家人那里得到一套陕甘边革命历史相关资料，开始了系统学习与研究，萌生了述说这段历史的念头。后来我又查阅了很多史料，并利用假期去照金和南梁进行过几次实地考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摸索出了游击战争的地域特点和规律，逐渐形成了在西北武装割据的局面，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2011年，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查阅核实了许多资料，并开始构思草拟这部作品。2012年夏天，我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又在陕西各大图书馆查证了一些资料。这期间我还登门采访了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老人，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核实。我还抽空到照金、南梁、陕北等地实地考察，增强了对根据地的感性认识。2013年10月15日，我终于完成了书稿，那天正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
我以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给故事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在《根据地》的创作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尔后再将这些线头捏在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这样便可以全景式地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在叙事的策略上，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硝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与惨烈性，后者则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解放军报》2015年09月19日 07版）
(责任编辑：唐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