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未成 助纣为虐
这个人叫杨启东，1905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刘学庄村。杨家日子很殷实，杨启东自幼攻读儒家典籍，后又读了初中。他人很精明，相貌说不上英俊，但在人们眼里并不平庸。他为自己起了好多名字，杨树青、杨庆云、杨昭会、杨以哲都曾作为他的姓名。
初中毕业后，他做了一名小学教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痛恨日本军国主义野蛮霸占东三省，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枪声，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杨启东自然也在其中。他站在三尺讲台，手持教鞭，开启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培养孩子们的报国之志。
1938年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暴动”。杨启东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加入了这次恢宏浩大的抗日行动。在奉命西进中，暴动大军遭到了日伪军的强力阻击，暴动队伍被冲散，杨启东在这次挫败中，心情沮丧、意志消沉，抗日决心动摇，忘却了自己在讲台上，对学生们的慷慨陈词和胸怀的民族大义，竟于1939年参加了伪自卫团，干起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与祖国为敌的卑鄙勾当。此后，他便一路攀升，曾先后担任玉田伪自卫团第四区中队长，县警备大队队长，先后驻守玉田县窝洛沽、鸦鸿桥等集镇。日本投降后，他又追随国民党，曾在河北省获鹿县国民党政府担任科员、军事课长、警备大队副队长等职。1947年至1948年他又窜到天津，任天津市十一区公所警卫股长。天津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49年初，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四川苟延残喘，做最后的挣扎，杨启东又奉命回到四川，担任了国民党108军政工队副大队长，继续与人民为敌。同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围剿中，被我军俘获，作为普通战俘被释放，并被遣回天津。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人揭发了他的一系列反革命行径，遂被逮捕，押解到玉田县看守所关押。
生死关头 良知复苏
经过玉田县公安局多方查证，反复审讯，杨启东于1953年10月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向玉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玉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于1945年5月11日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杨启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照当时的审判程序，反革命罪不许上诉，但要报省法院复核。同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唐山专区分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还原审法院重审。玉田县人民法院再次审理后，否掉了原判决中一些证据不足的罪行，增加了一些核实的新罪行，两相比较，其罪行较第一次审理认定的更为严重，便于1955年7月31日仍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并再次报送省法院复核。省法院于同年12月再次发还重审。而这次重审结果，不只是原审法院，连同杨启东本人在内，都大感意外，不只改变了杨启东面临的死刑处罚，还免予刑事处罚，释放回家。
一个曾以反革命杀人罪处以极刑的案犯，为什么能够获得相差如此悬殊的处理?这其中暗含着一个曲折的故事:
1940年至1942年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地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广大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艰难。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上级党委决定，将散在各县、区、村的抗日干部全部撤离日寇盘踞的地区，暂时避开敌人的杀戮锋芒，伺机反击。当我方广大抗日干部撤离敌占区以后，日寇曾盲目得意，错误地估计，地方的抗日力量已被消灭干净。但事实完全相反，暂时的撤退使得这些精英们得以休养生息，积蓄斗志，为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43年春，敌人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我方大批抗日干部又陆续返回原来属地，当时被称为“恢复地区”。首批负责恢复玉田县的20多名干部由一名叫李兴的带队。李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共产党员，抗日的中坚骨干。日寇对他恨之入骨。进驻玉田县境内以后，这些干部分散住在鸦鸿桥附近的12个村庄。李兴同志住在孔雀店村王兴廷家。
尽管我方恢复地区活动十分隐秘，但仍然被日寇发现。为了全部消灭这批抗日力量，玉田县的日伪敌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调动全县日伪军的兵力，予以围剿。会议给了各个日伪军小头目一份密封文字手令，手令除明确各个据点出动的兵力、出发时间、集结地点、负责围剿的村庄外，还明令:违令者，斩;贻误战机者，杀。命令严酷，血腥味十足。
杨启东作为伪自卫团第四区团分队长，参加了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拿到了绝密的手令，他所负责围剿杀戮的对象恰好是住在孔雀店村的李兴。
那天散会之后，敌首特意嘱咐杨启东，要严格执行命令，亲手杀死李兴，任务完成后会重重犒赏他。
在返回驻地鸦鸿桥的途中，杨启东的思绪极度混乱。他最先想到的是，杀了李兴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升官?发财?但这些所得换来的是汉奸的称呼和千古骂名。继而，他又想到为了给抗日留下火种，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保护李兴及其同伴脱险。保存不断壮大的抗日力量，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无疑是一件千古流芳的好事，但风险之大，不可想象。他反复掂量，最终，与生俱来的爱国良知，让他的思绪趋于平静。他决定，赌一把。
连夜报信 干部脱险
回到鸦鸿桥据点之后，已是傍晚时分，距离上方要求的围剿时间还有不足八个小时。他不能再拖延了，因为会见李兴，说服李兴率众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没顾上吃饭，便脱掉军装，摘下手枪，带上对他忠心耿耿的小勤务兵，骑着自行车，直奔孔雀店村。走进王兴廷的院门，王兴廷的母亲认识他是日伪军头目，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但她慌而不乱，沉着地问道:“你来我家干什么?搜八路?”杨启东见了老人不安的神色，赶忙回答:“大娘，别急，我是军区队长杨启东，但不是来抓八路的。我知道李兴在这里，我有要紧事想见他。”老太太听了他的话，知道要掩护李兴是不可能了，便大大方方地说:“李兴是住在我家，你要见他，我要问问他愿意不愿意。”说完下炕，拿起手枪，子弹上膛，搭上扳机，傲然迎敌。
杨启东让勤务员留在正房，自己轻步走进了李兴的房间，两人相对无言好一阵。李兴仔细端详了杨启东的穿戴和表情，见他便装徒手，神态平和，便先开口问:“你见我要干什么?”
“李兴，住在县城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你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回到玉田县恢复地区。今天召开了各镇据点日伪军首脑紧急会议，决定明晨两点全县军队集结，全面包围工作队员所在的12个村庄，将你们一网打尽。我毕竟是个中国人，不忍心眼看你们被杀害，便悄悄溜出来，向你们报告，请你赶快带领全体工作队员，迅速撤离。”李兴听后，将信将疑，杨启东看出他的疑惑，便从衣中掏出密令，递给李兴。李兴看后，确信无诈，才对他说:“你做得很好，我会记住你的这次爱国行动。”说完，示意他赶快离去。
当晚，李兴通知全体工作队员于子夜前，到玉田与丰润交界的名叫八各庄的村庄外集合，隐蔽观察四周动静。到了凌晨两点，夜色正浓，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批日伪军，点燃了火把，把12个村庄照得灯火通明。紧接着便枪声四起，宣告着他们正在包围合拢。随后他们便进村逐户搜查，当然是一无所获。
将功折罪 贡献余晖
既然杨启东做过一件大好事，为什么不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知罪孽深重，这点小功劳不足以抵销我的罪行。另外，我也觉得李兴同志早已忘了这件事，不会为我作证。那样反而会因为态度不老实而适得其反，所以索性不提它了。”
在第二次省法院发还重审时，审判人员问他:“你当汉奸时，难道没做过一点好事?如果做过，还能称得上立功的话，是可以将功折罪的。”直到这时，杨启东才讲述了上面的事情。为求证事实真伪，1956年初司法人员找到了由唐山军分区副司令员转业为农业部教育司副司长的李兴，请他回忆证实杨启东所述是否属实。李兴听后吃惊地说:“哎呀，杨启东还活着!他被判了死刑?不合适，不合适，他说的事情完全属实，当年没有他 泄密 ，我们20多名同志全部都会牺牲的。那样一来，革命损失就大了。他那次行动，应视为立了大功。”
当时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据此玉田县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原判，重新组织合议庭审理。1957年1月24日再次开庭审理时，杨启东被免予刑事处分，并于当日从看守所释放。
杨启东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十分惊喜，从而感激涕零。他表示:“共产党，人民法院实事求是，说到做到。我多年与人民为敌，犯下许多罪行，其罪当诛。但仅仅因为一时良心未泯，为抗日效了微薄之力，便受到如此宽大处理，为报答共产党和人民法院的赦免之恩，有生之年我将竭力做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在被释放以后的近30年里，杨启东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海外关系，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工作。1986年3月，杨启东病逝，享年81岁。
（责任编辑：吴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