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第75周年 。 抗战枪声，却依稀仍在普陀回响。 如今的普陀区是上海西大门，当时地界分为 普陀区 、真如区，还包含宝山区、嘉定县的一部分，区域内有上海西部的重要客货运输站真如火车站，是上海陆上交通中心之一，又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电报电讯台——真如电台，是上海西部的信息中心。普陀区，曾是抗战各方互相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在普陀区域内的明战暗战，埋藏在深深的历史尘埃之中。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日寇对上海垂涎欲滴。在全中国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先后经历了两次抗战事变，即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根据《普陀区志》《真如镇志》记载，普陀区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就已是主战场。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袭闸北，发动“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月28日深夜，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深夜步行到真如，在范庄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抗战。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从真如电台发出了《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义正辞严指出：“……份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 由此，真如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自2月起，日军连续对真如发起空袭，意图杀伤十九路军指挥部人员，并派出间谍、收买汉奸指引飞机进行轰炸“袭杀”。真如镇化为火海，数千房屋被炸毁，伤亡民众数以百计。但是镇民奋力守护家乡，拥护十九路军，自觉协助警戒，与十九路军官兵合力，先后抓捕扭送了被日军收买的汉奸3名、现场击毙间谍1名，保护了十九路军指挥部。
从左至右为戴戟、蒋光鼐、蔡廷锴
十九路军组织敢死队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军部遗址纪念碑
位于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桃浦路127号车站居民小区
2月7日，十九路军主力和第五军集结于真如、大场、杨行。七十八师主力警戒于真如车站至北新泾。2月9日，十九路军与唯一前来支援的第五军形成合力，经过一番血战，击退日军第二次反攻。就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欢庆胜利之际，2月1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放弃闸北，以杨行、大场、真如、虹桥为前线。”催促十九路军尽快撤退。蒋光鼐和蔡廷锴商量后，给予回电拒绝。十九路军随后建立了多层的防线，其中在普陀区域内的真如车站、浦家角、杨家桥一带挖战壕筑工事，为整体防御工事结构的第四线。据《真如镇志》中记载，当时集结于真如一地的有名称的义勇军就达到29支，分别参加救护、运输、修路、挖壕、宣传等。2月期间，十九路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血战，真如火车站被反复争夺，苏州河两岸枪林弹雨。 全上海社会各界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十九路军，位于普陀的暨南大学学子，向十九路发出了慰问信、致送了慰问品。全社会大部分舆论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十九路军坚持民族气节的保家卫国之举。 可悲的是，国民政府不仅组织失措、对十九路军不予支持，甚至提出批评，而且一再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国军整体坐失战机，放任日军从海路、长江迂回登陆江苏太仓，最后十九路军不得不于2月27日奉命后撤。日军3月2日进占沪西大部分区域，一度在普陀、真如区域内烧杀淫掠，百姓哀鸿遍野。国民政府耻辱地接受了《中日停战协定》，主要不公内容为：1、中国军队撤退到昆山一线，上海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主权地区遭到“非军事化”；2、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在上海虹口一带的驻军权。这些条款，为后来抗战全面爆发时日军从上海再次发难埋下了祸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再次从上海挑起战争。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这一事件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以此为借口，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如下要求——中国方面的事件责任者谢罪并处刑；限制停战协定（地区内）内保安队员人数、装备、驻军地点；撤除该地区内所有防御工事；设立监视以上实行的日支兵团委员会、力行取缔排日抗日。如此要求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无法接受，双方谈判破裂，各自备战。 8月13日夜，日军发动进攻，发起了“八一三”上海事变。1937年8月14日，日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双方激战3个月，国民政府先后投入77个师，但在军事装备上不占优势，指挥和组织也缺乏战略，徒然面对日本的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血肉之躯填补战区。国军士兵虽英勇奋战，但消耗很大，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近期上映的电影《八佰》，就是描述这次战役中有名的谢晋元部孤军守护四行仓库的故事。为了纪念爱国将领谢晋元，普陀区至今仍有晋元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侵占了美英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使上海完全成了敌占区。
上海晋元高级中学内的谢晋元雕塑
虽然国民政府军撤退了，人民武装抗日的中流砥柱并没有放弃。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后，迅速向上海外围推进，在上海周边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海北面，仅有一江之隔的苏中是新四军第一师的活动地区，南面，浙东游击纵队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西面，是第六师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根据《新四军征战日志》记载，新四军开展了高强度的对日军袭扰作战，不断地在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近郊开展数十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与日军殊死搏杀，自1938年至1944年几乎每月发起大型战斗5次以上、小型战斗不计其数，让日军持续“出血”，在农村、河湖、丘陵地带寸步难行，陷入泥潭。 与此同时，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派出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了奉贤地区的农民运动和组织了奉贤武装暴动的刘晓同志秘密潜回上海，主持江苏省委的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各系统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后来，东南局又指示上海地下党“做好对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尽可能输送干部力量到新四军去，经济上能给予帮助，并掩护新四军后勤部门同志在上海采购，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 1939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秘密到达上海。10月，潘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以他为首的情报机构在上海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策反等活动。以后，新四军军部及各师派出的敌军工作干部担负着各部队赋予的任务，先后进入上海开展秘密工作。为了统一配合和洽办有关事宜，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城所成立的新四军新军部，于1941年3月决定，秘密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从此，在日伪统治严密、特务宪警多如牛毛的敌占城市上海，有了新四军的一方天地。 由于上海的工商业特别发达，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人才济济，又是通向海外的一个“窗口”，因而在上海的工作领域较之其他敌占城市有了很大的拓展。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除了搜集情报、开展策反等方面的内容外，在组织领导上亦是党委、首长亲自抓，各部门互相配合，敌工部门更是大显身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包括： 1.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日伪当局为了缩小新四军的影响，采取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手制造皖南事变后，诬蔑新四军，千方百计进行反宣传。因此，新四军更有必要借助上海这个“窗口”，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斗争业绩。如第一师曾几次将反“扫荡”、反“清乡”的报道通过办事处转交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转往苏联发表，从而使新四军影响不断扩大，声名远播海外。 2.从上海吸收大批人员到新四军工作。仅军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两年内负责秘密输送到苏北的就有17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学生、职员，也有少数知名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界的专家教授，还有一些是军工生产和印钞、印报的技术工人与无线电技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到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的总人数约有两万人左右。 3.采购新四军急需的紧缺物资。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加之根据地大都处于穷乡僻壤，各种军队急需的钢材、炸药、医药用品、电讯器材、印刷和印钞设备、纸张、教学用具等等十分紧缺，而从上海搞到这些物资就成了当务之急。新四军办事处成立后，专门开设了几家贸易商行，负责采购和运输工作。1942年7月，军部特派冯铭铨到上海任办事处副主任，专职管理物资采购和运输事务。冯铭铨利用社会关系开设了“海昌商行”，以经营土产为掩护。后因冯铭铨等同志被捕，商行被迫关闭。但其他渠道的采购运输工作仍照常进行。甚至大件的军工器材和设备，如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各种车床、五金器材，以及敌人严加控制的收发报机、电话线、无线电器材等等，都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往新四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 4.为了运输物资，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先后开辟了许多秘密交通线。无论是陆路从真如火车站、利用商行汽车走陆路，还是从长江、黄浦江、苏州河及海上以轮船、木船走水路，从新四军军部和各师、各根据地到上海的地下交通线几乎密如蛛网，畅通无阻。军部驻上海办事处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了海关及车站、码头敌伪军设立的重重关卡。还在不少口岸、码头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输公司”“报关行”之类的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秘密运输工作，使大量物资能顺利运出，再通过边缘区的敌工站等转往各部队。 在上海收集到的敌伪情报，除通过无线电台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外，还有不少是由政治交通员专程报送的。在普陀区，上海真如电台、真如火车站，以及多个棉纱厂、商行甚至警察局等都发展了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他们为抗战和后来的解放工作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潘汉年对秘密交通线的建设非常重视，亲自筹划。他派何荦先后开辟了六条从上海到淮南（华中局和军部驻地）的秘密交通线，不仅迅速，而且安全。如日伪要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就是通过交通员送到军部的。新四军各方面人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上海活动，也进行秘密中转。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军部军法处长汤光恢等一些领导干部，曾先后秘密到上海治病，都住了一段时间，安然无恙。 1942年8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骨干200余人，包括刘晓、潘汉年、吴学谦等，分批撤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的淮南根据地。上海距淮南路途较远，沿途日伪军哨卡林立，封锁甚严。军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三四十名秘密交通员和沿途敌工站全力以赴组织，新四军派出武装便衣人员沿途掩护，使这次前后持续四个月的千里大撤退做到了万无一失，全部人员都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1943年3月，以从上海撤出的江苏省委成员为主，组成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占大城市的地下工作。 其中，从暨南大学毕业、一直参与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吴学谦同志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真如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任地下党组织沪西区委书记、市委委员，是我党著名的理论家、实干家，他在多个不同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党著名理论家、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
抗战进入1944年以后，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而美军日益向日本本土逼近。在这个时局的大转变关头，中共中央于1944年6月5日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必须把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广大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要求在城市的组织做好里应外合、准备夺取大城市。 为此，地下党重返上海，重新建立组织、接通联系，从上海的工人中发展党员，并选择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骨干，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和活动于上海周边地区的淞沪支队进行军事训练。以这些骨干为基本，经过一段时间，沪东、沪西、南市、吴淞、浦东等地区，秘密地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工人“地下军”。“地下军”千方百计地从日伪军手中夺取武器弹药。1944年6月间，他们袭击了近郊梅陇火车站；7月间，袭击了龙华机场的日军粮库；8月，他们在同新纱厂从伪警手中缴获了一挺机枪、七支步枪，又在日商武田药厂夺得四箱燃烧弹。伪军、伪警也是上海策反工作的重点。地下军很快团结争取了二三百名伪警，并掌握了一些部门。甚至戈登路警察局的枪械修理所里存放的近二千支枪支，亦为地下军所掌握。 1945年8月11日，华中局和军部获悉，日寇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将签订投降书。中共中央一度想举行上海工人市民实行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随即作了发动准备，在武器弹药、重要设施控制、工商业保护、群众舆论宣传等方面都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经过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综合考虑，中共中央为争取国共和谈、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建立联合政府，指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上海武装起义遂取消。这次武装起义虽未举行，但它是一次全面而实际的工作检验，证明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成果，显示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动员能力。 1949年5月27日，人民军队解放上海，上海大量的工厂、商行、设施，包括真如火车站、真如电台，在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的奋力保护下，避免了被撤退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抢运或销毁，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从真如电台，向全世界播报了“XA”信号，宣告上海解放。那虽已是另一个故事了，但红色军队在人民中的深厚基础，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牢牢构筑……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露宿街头不扰民，震惊上海市民和世界舆论
赤色沪西，红色普陀， 军民鱼水，血脉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