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中的老兵聚会
几天后，安传培收到了刘石安的信，信中说他联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战友，同时得知毛缨已在前几年去世。
读完信，安传培失神了很久。“我们都到了这个岁数，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语道，“只是走前没见上一面，终究遗憾。”之后的几天，他总在懊悔当年应该多给毛缨去信，或者应该让小辈通过互联网帮他寻找，“一同在朝鲜打过仗，感情真的很亲”。
好在这封信之外，还有一份让安传培情绪高涨的文件。那是一纸落款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的邀请函，请他参加7月底举行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的牵头人是该联络组的组长、今年81岁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装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当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校学生会通讯组组长。“去参军时，我只与母亲通过一封信说了实情，家里全靠她‘打掩护’。”何文俊说，他深知参军必将遭遇强大的家庭阻力，因为他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念的是贵族学校，考上名牌大学后，家人早早为他规划好了人生。“但我那时只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何文俊说。
说起一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何文俊总是谦虚地说，作为通信兵立功的机会大，伤亡的风险小。但实际上，这位“何技师”却要冒着枪林弹雨维修各种坦克装备上的无线电设备，连朝军的无线电修复也需要他去支援，“当年会通讯技术的人太少，去朝鲜的全国就8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装甲司，还是在步兵、炮兵、空军等兄弟作战部队，许多老战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认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现在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已经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战士。“7月底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中邀请了100人。”他说，88岁的安传培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温度将近40℃，家人很是担心安传培的身体状况，但看着老人已经为此兴奋了一周，谁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后，女儿决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写着上午7点到人民广场集合，但安传培4点多就起床了，“其实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太激动了，没想到60年后还能再见到战友。”他抖抖颤颤地穿上惟有出席重要场合才穿的衬衣、西裤，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军装很厚，安传培却执意要带着，还让老伴别上所有抗美援朝的奖章。“没有军装，别人以为我是混进来的怎么办?”安传培认真地说。
到达集合地点后，安传培上了1号大巴，车上都是20军的老战士。第一次见面，刘石安紧紧握住安传培的手，车上的老同志们也纷纷与他握手，道着“欢迎”与“保重”。
这样的握手太亲切，安传培差点落下泪来。在他的印象里，60年前的年轻小伙们也是这样握着手，对新同志说“欢迎”，向奔赴战场的同志说“保重”。只是有好些人，没等到凯旋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