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杨东来
故事背景：1939年，日本鬼子将魔爪伸到了惠州，学校被迫停课，许多青年加入到抗日队伍当中。此时，杨东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协助在学校义务教书的党代表黄元友同志完成宣传和传达情报的工作。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革命形势需要，共产党组织很早就在我们村一带的学校活动，加上当时学校集中了许多有文化、思想觉悟高的进步青年，学费也免费，很多人都愿意将孩子送去读书。我也是在上学的那段时间里，从课堂上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
1939年，日本鬼子将魔爪伸到了惠州。那年年底，邻镇的坪山沦陷，周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所幸的是，校长廖荣坚带领教员组织附近的广大青年集中学习，分析形势，号召大家团结抗日，改变了之前那种绝望的氛围，许多青年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当时，同村一个叫杨金宽的女同志和我走得很近，我们经常一起谈论时事。在她的介绍下，我在1940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协助在学校义务教书的党代表黄元友同志完成宣传和传达情报的工作。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主要负责收集、整理情报，并及时将情报汇报给党组织。为了保密以及自身安全，我当时必须隐蔽真实身份，党支书杨承俊是我的单线联系人。在那个年代，搞情报工作极其危险，家乡周围有日军进驻，日本兵随处可见，对可疑人员，他们是宁可杀错也不放过。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我没有被吓倒，而是利用到集市采购、探亲等机会，观察敌人出没的路线、兵力驻防以及人员组成等各方面情况，然后将自己所掌握的情报秘密地交给联系人，为我们的游击队更快更有效地打击日本鬼子提供帮助。平时，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外出，更不敢往人群聚集处拥挤，以免被敌人注意到。总之，我在做情报工作的时间里，都是一个人想，一个人干，甚至一个人说。无论遇到好消息或坏消息，我都不能表露出内心的感受。
一天中午，杨承俊心急火燎地找到我，布置了一项非常紧急的任务：有一份情报务必要在当天送到10公里外的阳和浪村接头人处。我马上联系了同村的杨金宽、曾枚两位同志。我们都觉得时间太紧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乔装打扮来通过关卡。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于是装扮成三姐妹去探亲，我还把家里仅剩的两只老母鸡抓来假装是送给亲戚的礼物。当时我小心翼翼地把情报卷成一根火柴棒的形状藏在发夹里。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地往村外走去，望着越来越近的日军检查站，我们互相鼓励对方要镇定。当我们走到日军检查站的时候，站在日军哨兵旁边的汉奸翻译官简单地问了一句：“你们几个妹子干什么去？”我抖了抖手中的两只老母鸡笑着说：“我们的外婆生病了，去看看她。”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就放我们过关了。当我们顺利通过日军检查站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接着我们就把情报送到了接头人那里。
事后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当时一心只想着要完成任务，不知不觉就把危险抛之脑后了。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给日军搜到情报，或者发生任何让日军怀疑的情况，我们就会拉响早已准备在腰间的一颗手雷，宁愿与日军同归于尽，也不能让日军截获这份重要的情报，更不能让日军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深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一旦暴露，毫无人性的日军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战友、家人甚至是同村村民。
1943年，大旱之年，四处都在闹饥荒，更为揪心的是，好几个地下交通联络站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而我只能通过杨承俊与组织联系，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遭到了杀害，也有些因为联络不上组织而暂时脱离了组织。1944年，我与同乡村民巫奕良结婚，婚后利用新婚妻子的身份作掩护为组织完成一些外围工作，至于我的党员身份，连我的丈夫都不知道。
（编辑：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