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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将领忆台儿庄战:日军牺牲精神远不如我军

2017-02-15 15:56:18来源:未来网

家父王伯骧是河南省禹州人。抗战前,他曾任吉鸿昌将军第10军参谋处上校处长,继而任孙连仲将军第26路军25师少将参谋长。

家父王伯骧是河南省禹州人。早年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后追随冯玉祥参加北伐,经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他在军队中官至陆军中将。抗战前,他曾任吉鸿昌将军第10军参谋处上校处长,继而任孙连仲将军第26路军25师少将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家父奉军长命令,以30师少将参谋的身份代理师长职务,率部赴河北支援卢沟桥抗战,在良乡、房山、琉璃河、涿州一带与日军激战月余。随后,他又以27师少将副师长之职奉令率师驰援山西,与友军防守娘子关,并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击。以后,他率部参加及支援过的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鄂西会战等。

在全面抗战爆发那天起,家父的日记就未曾中断。在他的日记里,清晰地记录了台儿庄战役中我国军人不顾牺牲、英勇奋战的事迹。父亲在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

“三月中旬起,日军以骄矜之姿态,决定击溃中国军于大运河以西以南地区。不料台儿庄之抗战军猛烈抵抗,以弱势兵力包围。最紧张时,其战车之猛烈突袭我27师之一营,使猝不及防。数十辆战车,一排而至。全营官兵多数被压毙于战车履带下,营长王景山碾成肉饼。但未被碾到者奋不顾身,抢上战车,以手榴弹投其射击孔。致毁坏其战车有十二辆之多。但我官兵,被打死者,与车上者亦甚多。如此壮烈,可歌可泣!更有守台儿庄之官兵在房内巷战,以迫击炮弹隔墙作争夺战,血肉横飞至多惨烈!我官兵经得起这样惨烈,而日本军如此牺牲精神则远不如我军!”

家父作战时视死如归,他与部下共勉的誓言为“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狼拉狗啃是活棺材。”与日军作战多年,他身上一共留有与日军战斗而造成的刀伤、枪伤多达四十四处,次次都是生死关头。从伤口看,许多次只要偏一点点,就会死于战场上。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抗战时自己随时可能会牺牲,那便也没有我们的存在了。父亲总是愧疚地提起,在烈火与硝烟的战场上,他无数次目睹身边亲如兄弟的战友们一个个奋不顾身,牺牲或残废了。他们当中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初为人父,还有的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双亲。这些战士们,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地敢死队一般的冲锋陷阵,牺牲在战场上;而他虽身先士卒,却九死一生,侥幸而已,哪能谈什么英勇或功劳。

在我年少时,有些同学知道我父亲的事迹,总会羡慕地对我说:你的父亲是抗日将军,是英雄。我听到后回家向父亲汇报说:同学们都在说您伟大。但是父亲却生气而伤感,训斥我说:“知不知道,我一点都不光荣,也并不自豪。这些年我一想到那些死去的将士及他们的家人便愧疚到寝食难安,因为真正有功劳的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士兵们。在我的一声令下,他们便奋不顾身冲到最前线,死伤的人像滚豆子一样倒下,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可以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他们其中很多都成了无名英雄,横尸遍野。牺牲后,国家没能保障家属的生计,战后也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家人们可能会流离失所,凄惨可怜;烈士的老母亲老父亲可能没有饭吃变成叫花子要饭;他们的妻儿子女可能要受人欺凌,饿死或者病死。相反,你现在生活得好好的,衣食无忧,还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学生活,我又怎么可以说自己是英雄,又怎么可能去谈论自己的功劳呢?!”

当我后来长大一些,经常听父亲提起这些往事,对于父亲心中的伤感我也感同身受。所以父亲从来不想去谈起自己的功劳,不想去写那些自己的战场事迹,只是一遍遍地向我重复:要缅怀那些真正的英雄,那些牺牲了的爱国将士们,更要默拜、祈祷、挂念那些烈士的家人们。

我从台湾出国来英国留学时,是由蒋介石的总统府国策顾问孙连仲作的担保。他的夫人罗毓凤是前清端王载漪的孙女,曾告诉我说:“孙长官老说你爸爸在战场上英勇无比,又从不邀功,真是个好人。”就连在我父亲去世公祭的灵位前,孙夫人代表孙连仲将军还不停地一面鞠躬,一面说着“真是好人。”

2011年初我剪下一份台北《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提到蒋介石于1952年赠送给前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的景德镇花瓶,由根本博的长女把她这“传家之宝”还赠给台北。当时我就想起小时候家父讲给我听他曾与日将根本博指挥的师团在华北辗转交战多次,每次都是战况激烈,横尸遍野,死伤惨重。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1945年10月10日,家父跟随长官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北平太和殿参加华北日军投降仪式,由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率军向代表中国方面的孙连仲行礼,签字,递交降书。这次是家父第一次在战场外见到沾满他的将士及同胞鲜血的入侵将领,顿感痛彻心扉!

家父还告诉我,1949年初大陆解放前,家父以代军长之职,带着68军两万人部队退守在厦门海边,因军长刘汝珍中将(33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胞弟)已赴台,而国民党无力也无意接运这支由非嫡系将领的军队赴台。一晚,当他听到士兵喧哗要求枪毙两个驾船逃海的宪兵时,宪兵喊冤称看到海上有军舰,欲往求该舰来运大家赴台,于是开军官会议,大家一致建议家父亲自登舰去命令舰长(舰长最多是上校)来运接大家赴台得一生路;于是家父带着2名勤务兵和一些日记(家父勤务兵常年带着他的日记)划着小船上了军舰。没想到见到了老友汤恩伯上将。汤恩伯要求家父跟他赴台向蒋报到,说无军令无法也无力把剩下的军队带往台湾。因为他这次是奉蒋介石之命赴日本接根本博来台当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蒋介石汤恩伯及根本博皆为日本士校旧交)。家父愤恨之余,欲下舰向厦门与兵士们共生死,但被汤恩伯死命抱住;以家父妻儿子女已在台湾为词,并说劝之不动就以军令!无奈之下,才被汤恩伯带往台湾,当晚并与昔日战场上的死敌根本博睡军舰上下铺。家父在60年代告诉我此事时仍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