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坎坷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以考虑授予上将军衔。但如按他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将被授予中将军衔。韩练成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韩坚持按自己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对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连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
在撰写韩练成传的采访过程中，许多老同志、老前辈曾告诉我：周总理很欣赏韩，经常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但我一直没有查到这段话的记录。1994年1月10日，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我：“这是周恩来副主席亲口讲给我们听的，你到哪里去查？我说的就是史实，你给韩练成同志写传，一定要写进去。”他还多次强调：“写韩练成同志，不仅仅是写你的父亲；更重要的是：你写的是周总理领导的秘密工作，写的是共产党的一个历史侧面，写的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韩练成究竟有什么特殊经历，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北伐时，初识共产党，并深受冯玉祥、白崇禧的信任和重用
韩练成1909年2月5日出生于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农家庭。1920年大地震，家园被毁，所幸一家三口都还活着，迁到固原县城边上，在第五道城墙下的一个窑洞里开始了城市贫民的生活。父母用换工方式顶束脩，他12岁进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帮工，由于生性好动，还曾拜师学武。
1925年元月，他借了甘肃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生韩圭璋的文凭，冒“韩圭璋”之名考入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1926年9月，韩练成所在的陆军第七师被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军长马鸿逵，政治处长是共产党人刘志丹。
国民联军是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担任排长的韩练成曾多次见到刘志丹，解围西安一役，韩练成升任连长，参加了一次由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练成谈话，刘志丹并为韩指定了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1998年10月，习仲勋、马文瑞曾撰文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第一次在党报上公开了韩练成早期接触党组织的情况。）
1927年“四一二政变”，冯玉祥采取调和态度，继续东进。在5月的一场小规模夜袭中，韩及时解救了冯玉祥的总司令部，给冯留下深刻印象。冯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
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会谈之后，开始联蒋清共，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韩练成还没有来得及加入共产党就和党的组织断了联系。韩练成被扣上了“红帽子”，被指为“共产党潜伏分子”，由于冯玉祥的保护，韩在“清党”阶段很快被解脱，豫东、鲁西鏖战，韩练成屡建战功，升任五十九团团长。
冯部北渡黄河，韩调任独立骑兵团团长，拨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白将本部一团骑兵与韩部合编为骑兵集团，以韩为司令。白的大度和那位团长的涵养使韩十分钦佩。两部骑兵配合默契、作风正派、纪律严明、英勇善战，韩本人驾御本部、协调友军的能力，也给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0月，国民党政府军各集团军编遣时，冯玉祥向白崇禧要求韩练成带骑兵团归还建制，第四军缩编为陆军暂十七师，马鸿逵由军长改任师长，韩改任中校参谋。
救援蒋介石，被“赏穿黄马褂”进入黄埔系
1929年1月国民政府军队编遣会议中，冯、阎、桂系不满削减本系实力的编遣方案，与蒋失和。5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但不到一个星期其部下韩复榘、石友三、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投蒋倒冯。马部投蒋后改编为讨逆军第十一军，马鸿逵任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韩任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
1930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5月，蒋冯主力鏖战豫东，蒋介石停靠在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里亲自指挥。韩练成率独立团守备归德。
5月31日，冯军郑大章骑兵军一支部队夜袭归德，攻击的重点是飞机场。蒋介石的“总司令列车行营”没挂火车头，停在站内，也被冯军骑兵围住猛打。在无法突围的“行营”车厢里，参谋长杨杰摸黑摇着电话大喊离火车站最近的部队，只说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营......”线路便中断了。韩练成知道总司令行营没挂火车头，亲率主力驰援，解围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蒋十分高兴，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藉，内部通令知晓。”
1994年7月，著名“共谍”郭汝瑰给笔者的信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在未认识韩练成同志之前，早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赏穿黄马褂”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1936年，我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的上校兵学教官，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要我兼任特别班第三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他对我说：“我们特别班第三期学员，多是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他们有的地位较高，如冯玉祥副委员长，还有深得蒋委员长器重的，如‘赏穿黄马褂’的韩练成都要到这个班听课。”
我问：“‘赏穿黄马褂’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民国十九年(1930)中原大战，蒋委员长坚守陇海路郑州-中牟间一段阵地时，司令部设在归德车站，委员长在指挥车上办公。冯玉祥的骑兵师长郑大章奇袭了归德车站。当时车站只有一个警卫营，凭车站抵抗，我当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知道只有马鸿逵部署的一个团驻在考城县境，离车站较近，我急忙打电话令该团救援。刚打通电话，还未交代清楚任务，电话线就断了。该团团长韩练成判断是叫他赴援，立即出兵。韩练成的队伍一到，敌骑兵就退了。蒋总司令大喜，请韩上车见面。蒋问韩是黄埔军校第几期学生?韩不知该如何回答。我知韩不是黄埔军校学生，就说：‘他不是黄埔学生。’蒋于是提笔批：‘韩练成准以黄埔第三期登记’。”
当时黄埔学生在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就戏呼黄埔学生为“穿黄马褂”。韩练成既被“赏穿黄马褂”，当然就被另眼相待了。他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就是蒋介石特准的。
这段史实，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知之者甚少。
由于没有正式在黄埔军校第三期上过学，韩从来不在履历、自传中填写自己是“黄埔三期生”，但在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黄埔系将领中，人人都认同韩是黄埔同学。
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10月上旬，东北军入关，占领了平津地区；阎锡山、冯玉祥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由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马鸿逵部移驻泰安。马部投蒋之后，官多位少，韩练成又曾有“红帽子”之嫌，再次调离实职，改任上校参谋。
1932年秋，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马部上校以上军官时，指着韩练成对马鸿逵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将领。应以旅长提升。”但韩随马回到许昌驻地后，马即令韩到南京就读“中央陆军官校政训研究班”。在军校，研究班主任刘健群不仅视韩为“共党潜伏分子”，还软禁了他。1933年春节前，蒋介石视察军校，韩练成在禁闭室大喊：“校长!”才得以解脱。
不久，蒋介石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练成，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在这一纸手谕里，蒋介石按照韩的愿望：用回了韩的本名“韩练成”。从此，韩历任江苏省保安干部训练团主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独立十一旅旅长、镇江警备司令等职。
1935年春，韩练成晋升少将。1935年秋，由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韩练成完全脱离了西北军，进入了黄埔系。
信仰的力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7月中旬，韩练成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集训后，立即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邀去作彻夜长谈，韩表示愿意去抗战前线。第二天，白推荐韩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为李、白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
8月中旬，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白向周介绍韩：“他在北伐时是我们东路军的骑兵集团司令，跟我一直打到了山海关。”韩对周敬礼尊称：“周老师。”周、叶当然地认为韩是在桂系的黄埔生。
1939年3月底，韩练成到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第一七○师副师长兼五○八旅旅长，因在桂南战役中指挥得当，升任一七○师师长。1940年春，蒋介石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发现韩练成已在桂系担任了师长，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5万元的特支费，要他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站稳脚跟。
1942年5月，韩练成由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职上调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做研究员，逐步形成了多军兵种合成作战、军训、军制等国防战略层面上的思维体系，撰写过《动员学》、《论国防教育》等论文。
韩练成一边潜心研修，一边梳理他的人生轨迹：从军17载，以他当时的军衔、职务，在军中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种苦闷、压抑、孤独的感觉，总觉得报国投错了门。早在1933年3月，韩得知好友关麟徵率部在古北口长城勇抗日军时曾兴奋不已，他求见蒋介石，要求去关部参战，受到了蒋的冷遇。蒋对韩“不懂政治”的求战举动很不满意。这让韩体会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抗战军兴，韩在重庆、在桂林、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中，很难看到革命的气息。国难深重，国民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却仍在明争暗斗。以韩的观察，只有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朝气，坚持了抗战。
6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
由于与周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黄埔师生”关系，谈话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目前国共合作，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在谈话就要结束，准备分手时，周突然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介绍了他与冯的渊源，周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在韩练成投身北伐的初期，虽然他已经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情，有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对前途的选择仍然多是在利害、利益这两种取向中摇摆。抗战爆发，责任和道义开始出现在他的选择取向中，他经常思考作为军人的意义，他逐渐固化了救国救民的人生目标，个人的利害和利益已经微不足道、已经无所谓了。直到他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他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责任和道义的取向选择一直跟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1950年1月，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习仲勋的面说，我问过周总理：韩练成“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会跟共产党走？”周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3年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韩同时也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
侍从室不设主任，设三个处，俗称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三个处的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当时的侍一处主任是韩在第十六集团军时认识的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副主任兼侍卫长是俞济时；侍二处主任是陈布雷；侍三处主任是韩在江苏时认识的陈果夫。侍一处主掌军事，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侍三处掌人事；处以下各设三个组，依次称侍一组、侍二组......侍九组，其中以主管军事参谋业务的侍二组和主管政治、党务的侍四组综管军、政机要，是侍从室的核心。
侍一处的组长、参谋大部分是黄埔、陆大生，韩在侍从室侍二组、总长办公室两处都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他对韩不近不远，工作内容也不多，韩在侍从室的时间反而比在总长办公室长。
由于中原大战救蒋有功、军衔较高、在参谋总长办公室担任参谋组长等因素，韩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要高一些，也被人称为“组长”。蒋曾亲自介绍蒋经国、蒋纬国与韩认识，他们称韩为“师兄”，韩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在大批黄埔将领中也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
1996年5月，一位和蒋纬国私交甚好的台湾世家子弟告诉笔者：“纬国将军说令尊是隐藏在老总统（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4年7月，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在多次军事会议上，与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座位相连，互通情况更为方便。
8月底，日军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第四战区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尽管国军奋力抵抗，由于没有新的增援部队投入，桂林、柳州11月陷落。1945年2月，蒋介石乘“桂柳会战”失利、追究责任之机，下令撤销了第四战区、第十六（桂系）、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桂系）、第三十七军番号，撤换了包括夏威（桂系）在内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而在蒋桂两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韩练成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1945年3月四十六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夏威）。
5月下旬，韩率第四十六军反攻；月底，攻克宾阳；6月初，攻克迁江；6月底，与第二十九军配合攻克柳州；7月以后，第四十六军连续攻克镇南关、雷州半岛，打下廉江。
海南受降与“琼纵”演了一场“三岔口”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以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告诫韩：希望韩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局观念统御海南，在此阶段作出成绩，他要看韩“有没有作封疆大吏的能力”。
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
当时，正是“三人小组”和平调处时期，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压力下，蒋介石还不能公然以武力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海南是一孤岛，琼崖党组织及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还没有被提到“三人小组”的议程上来，华南战区受降主官、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在舆论界发表言论，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另一方面密令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加紧布置：在一个月内消灭琼纵！
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叫冯白驹和一个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系，只好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强令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主任蔡劲军把从日军手中劫到的琼纵被俘人员和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处理(海口警备司令时为第四十六军师长巢威)。在释放这批人员时，韩从中挑选了一个可能是县一级的干部，亲自和他谈话，并亲手把写给冯白驹的一封公开信交他带去。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琼纵派人出来，商谈整编游击队的问题。但那位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语言也不通，是否能理解，韩心里没底。
不久，琼纵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待了需琼纵领导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机。因琼纵电台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并不信任韩，韩只得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
——首先是限制蔡劲军指挥的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张发奎、罗卓英要韩把当时只有一个团的三个县保安队扩编成三个团，并用缴获的日军武器充实它。韩用种种借口，拖延不办。对于警察部队，也是如此。
——其次解决詹松年的伪军部队。军统郑介民曾告诉韩练成，詹是他的人，陈诚已同意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暂时编入第四十六军战斗序列，作为对琼纵进攻的先头部队。韩练成冒了极大风险，借“整编部队”之名，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缴了械，处死詹松年，并在当天遣散了该部一千七百多人。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作战计划》，要求“在三个月至半年消灭共军”。韩的这两项举措被蔡劲军、郑介民二人报到蒋介石那里，蒋要韩到重庆说明情况。韩拿出詹部在日据时期助纣为虐的事实资料，强调杀詹以平民愤的必要，蒋只斥责韩“擅权行事”，命“下不为例”作罢。
不料，在1946年初，韩练成带少数随员乘小火车由三亚到石禄视察铁矿途中，遭到琼纵一支小部队的伏击，火车被打翻，韩被压在车厢下面，腰骨扭伤，被随后掩护的装甲部队救出，随员1死3伤。这次伏击，不仅打乱了韩的精心部署，也挑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琼纵的全面进剿。正在此时，蒋介石急电召韩去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张发奎指派广州行营副主任徐景堂、参谋长甘丽初指挥，以第四十六军为主力，编为15-18个加强营，分两个攻击波，对琼纵施行合围扫荡。2月底，第一攻击波正在进行中，韩返回海口，马上终止了对琼纵的进剿。
但是，对于琼纵来讲：“第四十六军对我们的进攻，其战争的残酷性，超过了民国17年蔡廷锴、民国21年陈汉光的进攻，也超过了民国32年日寇的‘蚕食’战争。（《冯白驹回忆录》）”而韩练成仍以剿共不力，受到通报处分。《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辖区所属各部本年度元月至七月份剿匪战绩》：“查有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剿匪不力，应予申斥；整六十三师师长张瑞贵功过各半，准予免处；整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第一三一旅旅长张显岐、第一五九旅旅长刘绍武、粤保安一团团长吕雨源及其所属剿匪用命卓著，应予传令嘉奖，……”
1981年，应广东省委党史办冯白驹传记编写组之请，由韩练成口述，笔者整理了《回忆在海南的一段经历》，发表在《广东党史资料》第五辑。
让蒋介石发动的反动内战彻底失败
1946年10月上旬，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调韩练成的整编第四十六师在上海吴淞口登陆，表面上是负责警备宁沪线、策应江北、保卫南京，实质却是想将大别山区的桂系势力与其连在一起，等待时机，对蒋逼宫。
部队由海路转运期间，韩练成被蒋介石召去南京，列席了由蒋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了蒋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以及蒋美之间的关系。会议中，蒋介石突然命令整编第四十六师改向青岛登陆，直接投入内战。白崇禧的计划落空了。
此时，韩试图向周恩来作汇报，周通过秘密渠道转告韩：“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立即转赴上海，趁白崇禧不在将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馆秘密见面。韩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韩并向董请示：“我希望了解的是：党中央希望我做些什么？”董说：“中央认为，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我们为了达到和平建国的目的，必须首先打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中央曾在6月份作出了一个估计：蒋介石准备大打，大打之后，6个月可见分晓，如果我方大胜，才有和谈的基础，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因此，恩来让我同你商量：是在战场上相机率部起义，还是长期隐蔽，由你自行决定。他让我向你转达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生存就是胜利。”
两人约定了华东解放军和韩联络的暗号：“洪为济”。1946年底，整编第四十六师到山东不久，华野派遣刚出狱的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并在韩身边留下了杨斯德、解魁作联络员。此时，韩练成心中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他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让蒋介石发动的反动内战彻底失败！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韩率领的整四十六师与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合编为北线兵团，由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的战役设想，投入了“鲁南会战”。2月中旬，陈毅部主动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求歼李兵团。蒋介石、陈诚却误认为“陈毅所部溃败，向西渡河逃窜”，韩极力坚持蒋、陈的错误判断，一再干扰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韩浚等人“李兵团应立即由莱芜向吐丝口、明水突围”的决心，直到李仙洲在2月21日夜下令突围时，韩仍然强调自己“未部署妥当”，硬是推迟行动一天，为解放军合围进攻提供了最佳战机。
2月23日凌晨6时，李兵团突围开始，由于整四十六师是桂系的主力，并不是韩的基本队伍，他不可能像高树勋那样公开的率部起义，经与陈毅商量采取了放弃对整四十六师指挥的办法，使李兵团陷于混乱；战至17时，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五万六千余人被歼灭，李仙洲、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空前的。
当日下午，韩练成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引导到达新华社前线分社驻地。黄昏时分，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相见甚欢。韩练成向陈毅提出，自己的身份尚未暴露，他要回南京去，再为共产党和人民做点事。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了韩练成的请求，并派人与韩一起仔细地研究了各种应对方案。
1947年2月底，韩练成带着一位联络员张保祥日夜兼程，经青岛、上海回到南京。蒋介石见到韩大喜过望，不仅没有怀疑韩，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韩未受到处分，还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
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任命韩练成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参军处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参军处，设立于1945年11月，由上将参军长1人、陆海空三军将级参军10-15人组成。这是韩第二次在蒋的身边参与机要，但这一次的参与程度要高很多：从4月起，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练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看的战报最后要经韩过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
5月11日，蒋介石召开了鲁中会战分析会。会后，蒋把韩叫到办公室：“鲁中会战已经打响了，一兵团（含七十四、二十五、八十三三个整编师，兵团司令汤恩伯）的对手还是陈毅的部队，你对他的战法熟悉，我想单独听听你的想法。”韩说：“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就是吃了这个亏。我比较倾向以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为中心，吸住共军主力，再发动10-12个整编师围歼共军这个方案。以整七十四师固守一地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一定要保障外围后续部队的强力增援！”听了韩的分析，蒋下了决心：决定叫张灵甫择地固守！结果蒋遭到了又一次惨败。
10月的一天，韩的好友、新任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徵告诉韩：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蒋知韩素与杜不睦，并未置信。杜聿明发牢骚说：“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们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
1948年4月上旬，蒋介石单独召见韩练成，决定派韩去作甘肃省的保安司令，要韩利用过去的关系，在西北巩固自已的地位，抓紧补编部队。不管这个仗怎么打下去，第一，不能让共军西窜；第二，更不能让它南下四川！韩欣然受命，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用蒋的钱再拉起一支部队，如果自己手中能有4-5个保安旅，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在西北决战时起作用。4月中旬，韩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只可惜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练成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韩练成机智地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终于躲过了特务的追捕，取道香港秘密北上。1948年11月23日深夜，韩练成和第二批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乘坐挪威籍商船北上解放区。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他是没有办理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1949年8月，韩练成担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并指导位于甘肃的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第一七三师（由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指挥）等部起义。韩也曾给盘踞在宁夏的马鸿逵写信，转达了党中央对他的宽容态度，劝他“放弃军权，保持政权”，但马鸿逵选择了对抗到底，可他部队并不愿给他送死，第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起义、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投诚，马鸿逵在全军覆没前仓皇出逃。1950年1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韩练成的特殊经历在西北无人知晓，周恩来委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向张、甘交底：韩练成“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1950年5月，韩练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韩历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等职，以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名义离休（大军区正职待遇）；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3月7日，在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摆放着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送的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万里、习仲勋、杨尚昆以及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
这一超过常规的举动，给这位职位并不算高、曝光率较低的将军那传奇的一生划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