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苏静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我小时候,他从不给我们讲过去的革命故事, 更不提他有过什么功劳。父亲去世的前一年, 在一次采访中, 他说战争年代口后, 毛主席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进, 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带上行军路线图向毛主席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整个长征途中, 父亲绘制了数百张行军路线图, 仅存的几张, 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父亲虽然紧身、寡言，却非常机灵、聪明。1935年深秋，红军初到陕北，为向北发展，父亲随林彪、左权到瓦窑堡以北地区勘察，在大沙漠中迷了路，左权问父亲该怎么办，情急之下，金钱引诱, 收买那个译电员并骗取密码本的严重问题。父亲果断、巧妙地收回了密码本, 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随后, 父亲决定通过在与其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悄悄获取他们的密码线索。每当父亲装作无意地“透露“一些部队”情况后，那个联络参谋便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就用电台把情报发回去，而父亲却在一旁装睡，在被子里偷偷将其发出的电码记录在本子上，经过大量“情况”内容与电码校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 被林彪采纳。
其实, 战争年代, 父亲的贡献远不止这么一个建议!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当时, 红一军团走在最前面, 父亲任红一军团侦察科参谋, 确实是在为整个长征的红军开路。突破腊子口苏晓林父亲想到“老马识途”的成语, 便下了马, 放开僵绳,果然, 识途的老马真的把他们带上了归途。
1938年115师进军晋西的孝义地区, 当时父亲在115师任侦察科长, 国民党军派了一名联络参谋及其随行人员前来做联络工作, 而实际上是进行侦察、策反的特务活动。父亲负责与之联络并接待他。在接触过程中, 由于父亲对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发现了他们通过对, 我军有效地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 敌我力量悬殊。我军装备奇缺, 部队分散, 通讯不畅,没有后方及群众支持。父亲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总”情报处长。100多人的情报处在父亲的精心组织领导下, 工作卓有成效, 掌握了大量敌军情报, 为“前总”指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46年2月11日, 敌89师226团和265团1营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孤军深人至秀水河边, 远离其主力达3天以上路程。父亲仔细核实了这一情况, 立即报告林彪, 林彪当机立断, 就近调集了7 个团的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 对国民党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此后,4月巧日, 情报处又以准确的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 歼敌8 7 师4 4 0 0 余人。林彪对其秘书季宗权说过: “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有可靠的情报作后盾, 林彪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到师、团一级。
二
以上这些, 父亲都是有功劳的, 为什么他一概不提, 却把一个建议看得如此重要呢?父亲去世后, 我开始注意阅读一些有关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书。1948年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攻打锦州, 而当林彪得知敌增兵葫芦岛, 对攻锦州构成威胁时, 一度信心不足。林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锦州与锦西相距只有40公里, 我军只能依据其间无险可守的塔山阻敌, 塔山阵地实为坡地, 正面宽达10公里, 南面大小东山和影壁山均被敌军占领；东临渤海湾, 易遭敌舰炮火攻击。当时敌锦西方面出动10个师增援锦州, 蒋介石率军舰亲自指挥, 加上敌机轰炸, 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海陆空大战。林彪派了2 个纵队、2 个独立师、l 个炮兵旅死守塔山, 还不放心, 又把1 纵放在塔山与锦州之间做预备队, 派父亲去塔山的4纵“督战”。战后, 4纵的同志戏称父亲“监军”。听父亲说, 我军奔袭锦州, 燃料只够单程使用, 如果被迫撤离, 我军积蓄两年的重装备——重炮、坦克和装甲车就都要扔在锦州了。
坑道近迫作业是2纵5师参谋长汪洋在攻打义县时提出来的。父亲与炮兵司令朱瑞亲自前往义县前沿, 发现了这一攻城方法, 与父亲走在一起的朱瑞不幸触雷牺牲10 月5日, 父亲在义县以北的公路上见到林彪、罗荣桓, 马上作了汇报。10月7日,父亲又到林彪住处, 再次详细汇报了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具体经验。林彪极为重视, 立即给攻城各纵、师发电, 要求每师用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五条宽高各1.5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六十米处, 部队藉此大大减少了伤亡) 敌守军司令范汉杰被俘后, 十分感慨地说, 一见到这么多交通沟, 就感到守城无望了。
北平和平解放前, 父亲只身潜人北平, 代表我军与傅作义代表邓宝珊共同起草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林彪交给邓一封以林、罗的名义( 其实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致傅作义的信, 邓看信后感到非常意外, 表示此信措辞过于严厉, 恐怕傅作义不能接受父亲马上向林、罗汇报了此事, 林彪表示, 暂不给傅作义看也可以一协议登报后, 父亲奉命出城向总前委汇报工作, 一进门, 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 “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父亲答: “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 问一问邓宝珊, 若还未交给傅作义, 你要催促他…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首长这么重视这封信, 很可能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傍晚, 父亲回城找邓问及那封信, 邓困惑不答。于是父亲便与邓宝珊一起驱车去见傅作义。乘父亲与傅谈话时, 邓宝珊把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冬菊看信后也未敢交给其父。傅作义是个很有尊严的军人. 父亲也担心他看了信会发生变故,直到会见结束,都未向傅作义提到有这么一封信, 事后也未再催问邓宝珊。眼看北平和平解放就要大功告成, 父亲确实不希望傅作义真的看到那封信, 可上面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只好变通一下, 走个过场。
事实证明, 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信全文: 傅作义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2月3日给林、罗写信: “两年半截乱战争的严重灾难, 我愿担当错误责任, 愿意接受任何惩处。”林彪马上宴请傅作义, 做了工作, 才使事态平息下来。早在1946 年10月11日, 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 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 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 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两信相照, 耐人寻味。
三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 因为父亲从参加革命开始, 就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当参谋。平型关大捷后, 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 父亲就在他身边, 并将他扶下马靠在路边。解放战争又当过四野的副参谋长。听说江青把父亲的材料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 父亲很坦然, 在群众大会上引火烧身: “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母亲很生气, 说: “你父亲真傻, 偏偏林彪出了问题后,他却要说自己和林彪关系最密切!”李先念后来在会上说: “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 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 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 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后来有人悄悄对父亲说: “老苏啊, 中央原定要抓93个林彪死党, 结果只抓了92 个…”
我家离林彪的住处只隔一条街, 步行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 可是解放后,父亲只去过林彪家两次。第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章中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 罗荣桓让父亲找林彪征求意见；第二次是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 去之前, 父亲先请示了周总理, 回来后对谁也不宣传。我曾问过父亲：“你过去跟林彪那么熟, 为什么不经常去林彪家串串门呢?”父亲说:“没有直接工作关系, 林彪因为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 不便去打搅。”
四
父亲到北京工作后, 我们家一直住在一个很旧的四合院里, 窗户是纸糊的, 一半的房子没有暖气, 一到冬天,我们就要挤到父母有暖气的三间北房里。整个院子住了近十户人家, 夜里院门也经常不关。父亲成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后, 计委的同志看到父亲的住房条件, 觉得说不过去, 就以安全为由, 提出要给父亲另找一套四合院。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汽车是一辆旧吉姆车, 时速一超过80公里, 水箱就“开锅” , 一次去天津, 不得不一再因此而停下来。
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任县委妇女部长, 同年转人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任干事。1955年军队授衔前, 要求女同志一律复员, 当时母亲正患肝炎和早期肝硬化, 此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 几十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母亲一直对父亲有意见, 当初是父亲一再动员母亲复员的。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 但因要养十口人, 日子过得依然紧张, 记得那时经常提前十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 总是补丁揉补丁, 鞋子也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出来的。1949年傅作义送给父亲一套毛衣毛裤, 他一直穿到1964年, 因为是机织的,不能重织, 母亲将破洞补好让我穿, 我又一直穿到1 975年。当年傅作义送的一块手表, 母亲一直戴到1972年。1976年以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恢复工作后, 他们的夫人找母亲联名写信给军委, 要求回部队安排, 母亲很积极, 父亲说：“人家都是被打倒、关押了那么多年的, 我一直是在台上的, 就不要向党伸手了。”结果联名写信的夫人都按军级待遇安排了, 而母亲的待遇仅有一个公费医疗(父亲逝世后, 按大军区正职遗属标准, 母亲每月可领到1000元抚恤金) 。
父亲对生活上的要求很低, 除了抽烟的开支必须保证外, 其他方面都很简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父亲从来不提什么要求, 做错也不批评。有一次, 父亲去中南海开会, 打开车门, 又想起还有一件东西未拿, 就关上车门转身回去, 司机张怀德是一位解放战争负伤下来转成职工的老排长, 每次他都是在听到父亲关门的声音后就开车, 这次他还和以往一样以为父亲上了车, 开着空车就走了。父亲出门一看车没了,很着急, 警卫干部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到了中南海, 出租车进不去, 父亲只好步行走了很远的路才赶上了开会。这事是张师傅自己说的, 直到父亲去世我们也从没听他提起过。
在红军干部中,父亲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他上过师范, 曾因学生运动被警方追捕逃到缅甸, 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 学会了照相。“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回国参加了红军, 因为父亲会照相, 所以缴获了照相机后, 就让父亲使用, 他拍摄的朱德军长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的照片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内, 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解放后, 罗荣桓出国访问带回一件礼品——莱卡牌照相机, 还带有一个长焦镜头。罗荣桓把它转送给了父亲。然而, 父亲拍摄过朱德的照片却没有同朱德的合影, 长征时常和毛主席在一起却没有与毛主席的合影, 以后也同样没有留下与周总理、李先念、罗荣桓、林彪的合影, 最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与傅作义的合影。
（责任编辑：唐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