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克信，1893年5月16日生，籍贯为石市桥西区振头一街。长辈给他取名刘克信寓意为“克己奉公，信守忠诚”。父亲幼时跟随前清秀才就读乡间私塾，学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成年后弃笔从戎，25岁时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15年毕业于第六期步兵科，经过刻苦学习和训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部队指挥官，历任国民党部队排长、连长、参谋、上校参谋长、上校团长、旅长、师长、教育长、总队长。曾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兵站第七监部分监长，江北兵站统监部第一办事处参谋长、济南城防司令、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高级教官、傅作义部高级参议、国民党河北民兵总指挥部少将总参议兼总参谋长等职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时任第二战区兵站第七分监少将监长，肩负着向平型关作战部队补给粮草弹药和向后方转送伤员、战俘以及战利品的重要任务，此役为中日开战以来我国军队的首次胜利，歼灭日寇精锐坂恒师团数千人。其后又参加了忻口会战等艰苦的保卫战。1937年11月，我父任傅作义第七集团军高参，（傅作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与我父私交甚好，两家曾住一个四合院。）11月2日，阎锡山制定了依城野战计划，但是部分官员动摇，主张弃城逃走，傅作义挺身而出临危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握手！”当时主力只有两个旅，实际兵员不过一万余人。11月6日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太原，七日晋北晋东两股日军汇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火炮及坦克的轰炸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部陷入独守孤城之境，而后我父随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写下家书，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的豪言壮语。11月8日，日军破城而入，随后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傅作义接到蒋介石电令率部突围，至此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后，我父痛心懊恼，但并未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回家乡招兵买马，并与傅作义部会合。他遵照长辈的嘱托，在招兵时，毅然将自己的长子刘明智、侄儿刘明仁（于中条山战役阵亡）及振头二街杨祥甫等大批热血青年带进部队抗击日寇，可见其抗日决心之坚定！我父在招兵后调任江北兵站统监部第一办事处上校参谋长，仍担负着对前方作战部队的补给工作。
1938年12月，在抗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思想，密令傅作义铲除共产党人，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与我父等人商议后决定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由我父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1940年，我父应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特邀（乔明礼与傅作义为河北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同学），辞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高级教官职务，毅然赶回家乡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出任少将总参议兼总参谋长，被委以全军整训和作战计划与部署等重任。
1941年5月，日寇大举进犯晋西南中条山，国民党军队组织了中条山会战，河北民军奉命开赴第一线作战。经过半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在敌众我寡、战况紧急时刻，他与总指挥乔明礼决定各率一个支队，分兵突围。他率领的部队在野猪岭与日寇遭遇，战斗非常激烈，部队官兵伤亡极大。此时，日寇增援部队已陆续赶到，情况十分紧急。他亲赴第一线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日寇多次反扑。在此激烈战斗中，他不幸腹部中弹多处，肚肠外溢，由警卫员曹军魁（南焦村人，已故）、张俊杰（元氏县人）挽扶继续指挥作战。他高声疾呼：“杀”！终因伤势过重，“杀”字落音，壮烈牺牲，时年47岁。遗尸战场，未能安葬。警卫员张俊杰中弹身亡。
1942年河北民军在河南省渑池县观音堂为我父及其他中条山阵亡将士举行追悼大会，国民政府追赠刘克信将军为“陆军中将”。
我父身为军人，长期在各地驻守，与家人聚少离多，有时甚至几年才能回乡探亲，但是在家乡却口碑甚佳，一些老人提起我父都是竖起拇指称赞，原振头一街老贫协主席褚老义老先生跟我们讲：“刘克信为人非常谦逊，平易近人，无论是少年读书还是后来成了将军，始终如一，每次回乡探亲，总是跨马骑至东里村便下马步行，让勤务兵远远跟随，回村不管老少，见人都亲切地打招呼嘘寒问暖，从来不摆官架子。”
我儿刘希源、侄儿刘兰柱在听到爷爷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深深感到老前辈在抗日年代里，为打败日寇侵略行径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后辈更应听党的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文由董双印、褚贵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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